第六章对手（下）
洪武元年五月初五。庚午。【西元1126年5月31日】
太平州当涂县中军政双方的这次小小冲突的报告，在两日后，便递到赵瑜的案头。不过不是单纯的叙事文章，而是罗列并分析了各方情报和议论的综述性报告。
没有经过组织和整理的情报，就是一团毫无头绪的乱麻。要想从浩如烟海的报告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就如同从浩浩荡荡的金沙江水中淘选出金粒的难度。对于搜集来的情报不加分析和整理，就等于是让一粒粒金沙从手里流走一般。
而经过十几年的教导、历练和发展，赵瑜手下的情报分析部门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一个辅助决策的智库。每一份情报收到手中，除了摘取其中要点，贴黄上供御览外，也要综合起其他有关情报一起递上。
同时就连归档，也再不仅仅是分门别类那么简单。还要划出其中的关键词——如人物、地点和时间——制作成检索卡片，以便于日后编写分析报告时寻找参考资料——这也是目录学和档案学不再局限于图书馆中，而在情报系统中发扬光大。
呈到赵瑜眼前的报告，就包括了当涂县衙中当时各方人等的对话，事情的起因结果，知县王安平的几次谏言奏疏，还有事件发生后，当涂百姓们的反应。互相对比着看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便在头脑里有了个清晰的印象。
不过这份报告里，并没有当地驻军上报这次冲突的奏疏。对于太平州州营都指挥使与知县在县衙中为免税政策争辩。但在之后却严格恪守了军不干政的铁律，这点让赵瑜很赞赏。
不像其他地方的军队，地方上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打个报告上来，好在赵瑜心中留个印象。赵瑜很少会理睬这些妄图幸进之辈，而没这么做的吴伟，他的名字，反而已然简在帝心。
当涂县的这次由免税引发的冲突并不是进来唯一的案例，自从赵瑜下诏永免丁税和一切杂项，并不计旧时积欠后，有许多地方官吏和一些朝臣，上疏谏言，一封封奏疏如雪片般飞上赵瑜的案头。
多是打了个为朝廷财政着想的名义。先赞一通天子仁德，然后便是叫苦不迭，并指天誓日的声称，若行此法，今年的税入必然会只剩三成到五成，若是坚持如此，一统天下定会遥遥无期。虽然这其中并没有东海旧臣，但也掀起了好大的一片声势。
这就是赵瑜眼下的对手。不是北方的金人，不是关西的赵构，而是刚刚归入他统治下的地区中，数以千万计留用下来的地方官员和胥吏。
他们是旧朝税制的直接受益者。在神宗朝时税入最多的年份，粮、草、钱、绢，还有，折合成钱币，大约是八千万到一万万贯。但在抽税的过程中。却足有两到三倍的数额，流失到各级官吏手中。
这并不是赵瑜的臆测。当初为了计算江南百姓的家产和购买力水平，以便决定是否将玻璃、铁器大规模生产和倾销，他曾经在江南诸路选出六个有代表性的县——有以农桑为主，有以茶树等经济作物为主业，有以盐税为主，还有处在通衢要道，以商税为主——并向这六个县派出大批人手进行深入调研，并直接收买衙门里的吏员，复制了全部档案资料。
最后用了整整一年，搜集的资料和报告得用车装。得出的结论就只有一个，不杀光当地税吏，东海铁器也许还有点出路，而造出来玻璃器皿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
天下胥吏皆可杀，这不仅仅是宋代被胥吏们欺骗和玩弄的士大夫们的悲愤之言，也是每一个被贪官污吏借助自己的身份和权柄，抢去了所有家产的农民的心声。
为朝廷收一贯税钱，放入自己腰包的就能有三贯，虽比不上明代嘉靖年间征收矿税的一比十——皇帝每到手一两银子，派往各地的征税太监们就能拿到二两银子，地方政府的税吏就能到手三两银子。而各地的地痞无赖就能到手四两银子——但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而赵瑜的诏令，把繁杂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各色苛捐杂税，削繁就简，归并为一项。一下便将税收稽征手续简化到最少，自然便减少了税吏们欺上瞒下的机会和油水，同时也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各项开支。
这些开支并不是税入粮赋在转运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那些永远都是加诸于百姓头上，而是减少了税簿造册、隐户稽查等工作，针对农民的税用账本，也只剩下田籍和五等丁产簿两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有地方的财政监察权，不仅仅是税收要存到在钱庄分号中那么简单。”陈秀安在赵瑜和一众宰臣面前侃侃而谈。
他是减税政策的倡议者、鼓吹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免去苛捐杂税，对于农村购买力的释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农村市场得以打开，对于工厂主、工厂主背后的三大钱庄，以及三大钱庄背后的皇宋楮币局来说，都是个天上掉下金元宝的好消息。
而商税的收入，以及商品出厂时的印花税也会因此水涨船高，这也是赵瑜不遗余力赞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大规模的商品倾销，日后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小农破产，但那已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了。
赵瑜和一众宰辅，以及陈秀安的注意力，如今都放在对手可能有的反击手段上：“那些贪官污吏要想对免税新政的进行反击，只要故意少征税就够了。不但已经免去的税赋不再收取，连该收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