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寒蝉】基督教音乐
唱歌赞美上帝是基督教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赞美上帝的歌曲最初是用乐器伴奏的。所用的乐器有:琴、瑟、钹、号角等。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里,除管风琴外,一切乐器都被禁止使用,只有单声部、自由节奏的无伴奏素歌是合法的教会歌曲。
西方教会的素歌（又称圣咏）有4派:以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命名的“安布罗斯素歌”、法国教会的“高卢素歌”、西班牙教会的“莫萨拉布素歌”、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命名的“格列高利素歌”。8世纪以后,格列高利素歌成为西方教会歌曲的最高准则。
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公教”和“正教”。公教（天主教、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教徒唱格列高利素歌，希腊正教教徒唱拜占廷式的单声部素歌，俄罗斯正教教徒则唱多声部素歌。格列高利素歌从9世纪开始出现了平行四、五、八度的“奥加农”形式。12世纪以后出现了包含反向进行的“迪斯坎图斯”形式，逐渐成为复调歌曲。
13世纪以后，以素歌为固定歌调的“克劳苏拉”和经文歌等复调合唱歌曲兴起,但遭到了教会的排斥,被认为是“渎圣”的东西。其后，以经文歌和弥撒曲为主的无伴奏复调声乐作品，在不断发展中终于取得了教会的承认，并逐渐摆脱了固定歌调，成为自由作曲的音乐作品。
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基督教音乐的改革。马丁·路德不仅发动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创立了新教的路德宗（信义会），并创制了全体会众用本民族语言。新教的众赞歌取代了旧教格列高利素歌的地位，并成为康塔塔、受难曲、清唱剧等戏剧性宗教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复兴和新教音乐的兴起，加速了教会音乐的世俗化。
从僵化了的拉丁文歌词过渡词；从清一色的无伴奏合唱过渡到独唱、合唱和乐器伴奏相结合；从单声部的齐唱和对唱过渡到多声部的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从以素歌为准则的教会调式过渡到近世的大小调；从在教堂中的演出过渡到在音乐会中的演出等。教会音乐的这些变化，都是在民间音乐和世俗音乐的影响下发生的。
从17世纪罗马乐派的经文歌和弥撒曲；18～19世纪以j..f.亨德尔为代表的康塔塔、受难曲和清唱剧，以w.a.莫扎特、l.van贝多芬、f.舒伯特、j.勃拉姆斯为代表的弥撒曲和追思曲；以至于20世纪d.米约、f.普朗克、o.汤普森、b.布里顿等的弥撒曲、追思曲和受难曲中,可以看出400年来基督教音乐在世俗化、戏剧化和交响化的进程中所起的变化。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教的一派）在唐代就传入了中国,称为景教。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立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现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基督教颂赞歌曲的歌词。
天主教于元代传入中国后一度中断,明末再度传入。明代天主教司铎吴渔山的《墨井集》载有《仰止歌》，是中国17世纪的一首天主教歌曲。新教各宗派在**战争后自英、美和德国传入中国。太平天国的礼拜仪式中所唱的《三一颂》，其曲调即法国教会作曲家l.布尔热瓦所作的《老百篇》(因以《诗篇》第100篇为歌词而得名)。
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长老会）发起编订一本统一的圣歌集，名为《普天颂赞》。编辑委员中担任译词、作词、作曲、编曲的音乐家有杨荫浏、周淑安、李抱忱等人。所选550首圣歌中，除欧美各国的新教歌曲外,还采用了不少中国民歌、古曲和新创作的曲调。
佛教音乐佛教寺院在各种法事活动、节日庆典中所使用的音乐。
公元前6～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时就使用音乐，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佛教音乐随着佛教逐步向亚洲和世界各地流传。由于民族、地域各异，佛教音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着不同的民族民间音乐，从而产生不同风格的佛教音乐。
约在东汉明帝年间(58～75)佛教传入中国。使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音乐，掺杂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音调。
《西河诗话》曰：“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说明这些佛曲已具有中国民族民间的风格特色。
到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各宗派的繁荣，佛教音乐也达鼎盛阶段。
佛教直接使用的音乐是赞呗（或称梵呗、梵文叫做“hake”），它以短偈形式赞颂佛与菩萨,其形式有独唱、齐唱或合唱，亦可有乐器伴奏。赞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带朝暮课诵）与道场忏法，有时也用于一般斋会。
赞呗传入中国，由于梵音与汉语的结构不同，无论用梵腔以咏汉语，或用汉曲而歌梵声，都有困难，故佛教初入中国，所译佛经甚多，而印度赞呗音乐未能得到广泛地传播与应用。
中国佛教赞呗相传始于曹魏陈思王曹植删治《瑞应本起经》，制《太子颂》和《赕颂》（见《高僧传》卷十三经师论）。赞呗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