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另一使用音乐的场合为讲唱佛经的变文。变文又称唱文、讲唱文、缘起等，是一种说唱音乐。佛教认为其歌唱极为重要，《高僧传》曰：“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文而不声，则俗性无以得生。”
变文的说唱音乐，部分吸收了印度佛教音乐风格，同时也多采用中国民间音乐音调，如宋代乌龙山少康法师讲唱的变文“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宋高僧传》卷二十五本传）。
佛教寺院在一些佛教仪式和佛教节日中，常常利用乐舞和百戏，来宏扬佛教。《洛阳伽蓝记》载：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景明寺一千多佛像出街时“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中国南方与北方的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北方雄劲爽利、朴素易懂；南方细腻艳逸、委婉曲折。北方系统以五台山寺庙音乐为代表，南方系统以峨嵋山寺庙音乐为代表。形成不同风格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佛教传派各异，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各地民间音乐风格不同的影响。
佛教音乐常使用的乐器,管乐器有笙、管、笛等,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锣、铙、钹、木鱼等，也常使用琵琶、三弦等。
佛教音乐的曲目，有些尚保留在当今寺院中。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一部分佛教鼎盛时期的作品。
道教音乐在道教的斋醮和其他活动时配合使用的音乐。
早期道教科仪中的道教音乐资料现存较少，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所得的云中音诵,即“华夏颂”、“步虚声”，是道教音乐较早的书面记载。唐代道教因受帝王的推崇，道教音乐也受到重视，高宗曾令乐工制作道调。
玄宗不但诏道士、大臣广制道曲，还在宫廷内道场上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唐代道教音乐在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西域音乐以及佛教音乐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提高。
到北宋时，则产生了道教音乐的曲谱集《玉音法事》，其中共记录从唐代传至宋代的道教音乐曲谱50首，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一本道教音乐的声乐曲谱集（现存的是明代道藏的版本，宋代版本已佚）。但该谱采用的曲线记谱法，至今尚未能确译其音调。南宋时，道教音乐在民间广泛流传。
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十七记载，当时的道教音乐对于声乐形式和器乐形式的运用已经比较讲究悦耳动听。明代的道教音乐,由于洪武七年（1374）道门科仪去繁就简,更加规范和统一,而且又有新的发展,进入了定型时期。此时出现的道教音乐谱集《大明御制玄教乐章》，采用传统的工尺记谱法记谱，共记录道曲14首。
另据《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及《圣母孔雀明王经》等有关道教音乐的记载，明代道教音乐既有承袭唐、宋、元三代之旧乐，又有吸收南北曲音乐的新制道曲，甚至连民间音乐如“清江引”、“一定金”、“采茶歌”等曲调皆为道教音乐所吸收。清初叶梦珠辑《阅世编》卷九中谓道教法事“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
以上说明古时道教音乐已有一定的艺术水平。近代道教音乐，基本上承袭明代以来的音乐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江南及南方诸省中，看道场欣赏道教音乐，是农民文化生活中的盛事。
道教斋醮音乐有独唱(通常由高功、都讲担任)、齐唱、散板式吟唱和鼓乐、吹打乐以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单纯的器乐形式常用于法事的开头、结尾、唱曲的过门以及队列变换、禹步(类似舞蹈的步法)等场面；声乐形式则是斋醮音乐的主要部分。
其声乐体裁主要有“颂”、“赞”、“步虚”、“偈”等格式。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和《道门科范》等书的记载,在前蜀时,颂、赞、步虚等已经在斋醮中应用了，而偈的产生稍晚些，约始于元代。道教有关斋醮科仪的典籍中，述及演唱的多用“吟”、“咏”。
颂、赞、步虚和偈，就其单独形式来讲，是一首歌，结构短小的为上下句式或起承转合4句式；大型的有更复杂的曲式，每一曲调常有多段，甚至10余段不同用途的词。这种一腔多用的组合变化，常同宗教念白、诵经腔、禹步等合用在法事中。道教斋醮名目繁多，有水灾、旱灾、虫灾、雷击、瘟疫、伤病、生亡、延寿等各种法事;它以法事情节需要,组合串连各种颂、赞、步虚、偈等道曲。法事不同，音乐的组合也随之变化。
道教音乐的诵唱和乐器伴奏，均由道士担任，信众不参加音乐活动。因此从音乐角度来看，斋醮实际上是按照“脚本”（科仪要求）在信众面前，进行一场宗教仪式的“演出”。
经过1000多年的斋醮实践以及长期地吸收民间音乐的养料，道教音乐十分丰富：有赞美“三清”、神仙的颂歌；有表现神仙应召而来的飘拂飞翔之声；有表现镇煞邪趋恶魔的庄严威武的曲调；有表现众神仙抵达仙界或功成庆祝的喜庆欢乐之乐；有表现引上仙界的缥缈恬静的曲调等。
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