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塘平房共十间，东西两个耳房突出相对更长一些，其它宽窄一样。
最东头住的是父亲的单身本族，紧邻着王姓一家六口住了两间，然后是“大姐”一家七口住了两间，空一间之后，是我们一家六口。
中间空的那一间和西边的两间，属于青树大队的窑前队和庵前队，这两个队在越山之上，其中庵前队与越山顶上最近，上面曾有尼姑以院作庵，因此叫庵前。
青年塘后面的农田，都属于这两个队，这些房间被他们买下作仓库，后来还在青年塘西边空地，用黄土夯了一座仓库，仓库与青年的平房之间空处，加了横染和瓦，扎了竹篱笆隔离，成了他们的临时厨房。
父亲的单身本族，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心灵手巧而且多才多艺，木匠、篾匠、油漆，没有什么活，他不会的，最重要的是他还会拉二胡。
按照家族的辈份，他比我父亲要高一辈，因此父亲要我尊称他为“叔公”。
到青年塘时，我已经六七岁，正是孩子王身份，深得他喜爱，曾经用木头精心给我做过一把手枪，雕刻的精巧逼真，还漆成了鲜亮的红色。
这把手枪更增添了我孩子王的威风，从此不离身边，只是太过贪玩，也太过令人羡慕。一次在小河边的沙滩上与小伙伴们玩耍时，莫名其妙的丢了，估计是哪个小伙伴因为喜欢藏起来了，从此再没找到，因此失落了许久。
“叔公”只是为我做了这一把，因为要花功夫、时间，还要花费油漆，制作不容易。后来父亲也用锯子做到木头手枪，粗糙得很，始终无法与“叔公”做的相比。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比这把手枪更好的玩具，能为童年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多才多艺的“叔公”，因此深得小伙伴们的喜欢，更让我们喜欢的是他拉的二胡，幽静的夏天晚上，一曲二胡让我们那么痴迷，那么陶醉。其实他在尼姑庵戏台上住时，也曾经拉过，那时年纪太小，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小时候很少看到乐器，山里人家常见的笛子、二胡、喇叭、锣、鼓等，在综合队里也没有。每一次听到“叔公”的二胡声，就被深深吸引，原来音乐是那么迷人。
不过“叔公”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大约也就两三年时间，在他走后不久，另一个孤寡汉子本队的队长搬到了他的房间住。
他的心灵手巧和多才多艺，最终拆散了他隔壁的王姓一家，带着王姓一家的女主人走了。“叔公”的做法，因此受到旁人指责，那时我还幼小，认为这就是“坏人”。
被“叔公”拆散的家庭，男主人移民自湖南，特别老实本份，在大队组织的伐木工作中，曾经被砸断双脚，一脚不能弯曲，一脚要短一截，本来就凄苦，老婆一走，更加凄惨。
印象中从未见他和别人起过争执，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只要看到他，都是瘸着双腿，默默干活，虽然残疾在身，却什么活都能干，顽强如此。
他们家有四个孩子，年龄和我们姊妹差不多，大的是两个女儿，小的是两个儿子。老大比姐姐要大三四岁，老二和我同年，两个男孩分别与大妹小妹一样年纪。
大女儿特别能干，那时顶多十二三岁，从此担当起母亲的角色，不但照顾了残疾的父亲，还带大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更是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供最小的弟弟考上了师范，后来成为了一名教师。
农村有句俗话，“会生崽的先生女，会打鞋的先打底”，青年塘三户人家，先出生的都是女，这三女也都一样出色，她们吃苦，她们耐劳，哪怕再苦不会叫累，哪怕再难不会叫屈。
尤其是王家的大女儿，就算是父亲残疾母亲出走，从未见她怨天尤人，也未见唉声叹气，更没有自暴自弃，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庭，扛着岁月写就了一段辛酸历史，至于到底有多么辛酸，或许只有她才知道。
她应该很早就出嫁了，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生活太艰辛，太过孤苦无助，早点成家，早点寻求依靠。她丈夫也确实不错，公社所在地会埠村人，多次见他来帮忙劳作，相当憨厚诚实。
印象最深的是她特别关心弟妹的学习，最小的弟弟成绩非常出色，她甚至不让他做家务，而是要他认真学习。她对弟妹的要求也很苛刻，因为我父亲是校长的缘故，如果要玩，也只能跟我们姊妹玩，用她的话讲，就是跟好的玩，向好的学习。
在我生一场大病之后，孩子王地位受到挑战，其他小伙伴都跟着邻家的小孩玩，她的这个弟弟也跟了过去。这时候见识了她强势的一面，用竹稍将这个弟弟打到了我身边。
小时候对长者的称呼，很能说明山民关系纯朴，邻里感情深厚，男性长者常常是加名字加尊称，比如“老王伯伯”、“老昌伯伯”、“敦财公公”、“师斋公公”、“小谢叔叔”。
女性长者的称呼，因为母亲的原因，有些叫得相当亲近，比如“家凤妈妈”、“悌英妈妈”。有些生疏一些，比如“小谢婶”、“某某姨”、“某某大妈”。
分田到户之后的数年时间，小孩子纷纷长大成人，尼姑庵显得越来越小，而且也确实破旧，到有了些积蓄的时候，尼姑庵内的另五家人家，都陆续搬下凤凰山。
凤凰山队没有自己的宅基地，在大队的协调下，湖北的谢姓、安义县的刘姓、本乡的温姓、江苏的昌姓、高安县的赵姓，五户人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