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东面山脚，靠近公路的农田中，开辟出一块空地，有一排平房，专门为知识青年修建，这些知识青年有男有女，全部来自上海，被当地人简称为上海知青，这里被叫成青年塘。
青年塘的名称来源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不是一地仅有，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地方叫青年塘，大的有镇，小的有村有组，奉新就有几处叫青年塘的地方，与这里一样，都是村民小组。
回溯知识青年的来历，与“上山下乡”运动紧密相连。1956年10月25日中央下发《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1955年为缩小城乡差距，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和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
这种历史条件下，伟人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大量知识青年因此离开城市，下放到农村定居和劳动，首次出现历史新名词“插队”，专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生活劳动。
真正有影响的大规模“插队”，发生在*****刚开始不久，与前所未有的“红卫兵”运动紧密相连。“红卫兵”运动影响之深远，造成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对无数家庭造成影响，更改变了无数知识青年命运。
“红卫兵”运动代表着*****正式开始，短短三年时间，造成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学生因此滞留学校，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景，他们有一个震铄古今的响亮称呼，叫“老三届”。
为解决“老三届”就业问题，“插队”席卷全国，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史无仅有空前绝后。“插队”从这时开始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
那代人到国外留学也被叫成“洋插队”，留学回来下农村进农场到单位，因此又有了“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的特定称谓。
父亲的大学生涯完全契合了“红卫兵”时代，1965年考入大学，次年“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1968年大学毕业，“红卫兵”运动结束，正遇“插队”大潮。
他应该也算是一名知识青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被时代潮流拍打回农村。
最初落户附近青树大队，在凤凰山与母亲结婚，当了几年队长，在我出生的那几年，到大队新建成的民办小学当校长，直到1985年落实政策，才改变农民身份，成为一名初中教师。
青年塘的平房坐北朝南，青砖垒成比较简陋，“人”字房顶用木料支撑上面盖瓦，前有一条宽约一米的走廊，东西两头房间突出耳房，使走廊相对闭合，地面是泥土，墙壁没有粉刷，房梁之上没有楼板隔离，一眼能见房顶梁檀瓦片。
这是那个年代集体用房的标准模式，不管是“知青”住所，还是农场、林站、学校，都能见类似风格的建筑，条件好一点的，地面和走廊会有水泥或者砖石铺垫，房顶会加上楼板。
人数较多或者有专门用途，会建成两层，包括生产大队在内的单位礼堂，学校的教学楼，大一点的机构或单位的办公楼，一般都是两层，个别的有三层。
1977年恢复高考，上海知识青年不少人回家参加高考，开始陆续离开，1980年底国家出台政策允许返乡时，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
事实上早在我出生那年，就有人陆续离开，比如我出生时，听母亲说，有几位知识青年，已经收拾好行礼准备返回上海，得知我出生，特意返回逗留了一阵。
这样的重返，可能就是一辈子不再相见，因此才会在即将踏上回程时，特意逗留一段时间。事实也证明，他们离开之后，再没有哪一个回来过。
青年塘只是上海知青集中居住之地，还有许多知识青年被安排在其它生产队，这些人当中，有些下嫁本地青年，有些娶了本地姑娘。
比如坳上队就有一位上海知识女青年，嫁给了本村的一户张姓人家。他们从此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有了家庭，有了拖累，曾经的家乡成了故地，曾经的新土成为了家宅，梦想重新构建，希望重新诞生。
知青返乡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开始施行，农村群众俗称分田到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承包土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分田到户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似乎在一夜之间，将沉闷的农村唤醒，一时之间，农村见不到一个闲人，见不到一块闲地。辛勤之下，不少家庭解决了温饱，积攒了一定的积蓄。
父母以及父亲的侄女唐姓一家，湖南的王姓一家，以及孤身一人的父亲同族，正是因为有了些积蓄，从集体手中购买了青年塘的一两间平房，四户人家率先搬下凤凰山，到青年塘居住。
从此定居此地，直到若干年后发家致富，才离开的离开，远徙的远徙。现在青年塘只剩“大姐”一家居住，不过再不是平房，而是现代化的别墅，“大姐”三个儿子外出闯荡，积累下丰厚财富，一人建了一幢。
父亲的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