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曰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中央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姓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曰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曰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曰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修科目，并且在很大层面上废除了传统的师承制度，采用总教练体制，各省设立国术学校。
在帝国政斧的能力范围内，在经费可承受的范围内，最为简单的国术教育和初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