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世，福及千秋！”
用这样高度的评价来赞誉财政大臣张康仁在一战期间的功绩是绝不为过的，通过在帝国内部强硬推行《货币金属管制法案》，张康仁在一战之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产，储备局从中获利就接近1.7亿英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帝国央行和中央储备局在持有2714吨黄金的基础上（沙俄黄金可是不能公布的哦，怎么都不会认帐的，当年曰本也一直不认帐啊，所以到今天，俄罗斯对曰本还是很阴狠，这就叫报应），不仅偿还了帝国拖欠外国的债务，还持有英法美俄等国国债总额11.83亿英镑，法俄债务比例占其中的一半。
如果没有一战和财政大臣张康仁，帝国以如此大的国民资产规模和如此低的黄金储备，想要从银本位转变为金本位的可能姓微乎其微，一战中的军费开支也将会异常困难。
如今的帝国不仅顺利转变为金本位的国家，货币储备率在各大国中位列第一，甚至高于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债权国，中央储备局通过高价沽售白银和军工业资产、物资，从中所赚取的利润超过4.5亿英镑，基本抵消了帝国在一战中的所有军费开支。
帝国之所以能在中苏战争中保持极高的军费开支，也完全是得益于中央财政和中央储备局的良好状况。
中苏战争结束后，帝国中央财政将从外国累计获得超过41亿英镑的基础赔款和债务返还，折算利息之后，这一数字更加惊人，在平均还款期的35年内，每年可以1.35亿英镑的赔偿收入，相当于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
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再计算帝国在战争期间没收的德俄两国在华资产，中央政斧的实际收入更为惊人，其中仅铁路一项，帝国没收的资产总额就超过3.4亿英镑。
张康仁担任了十年的中央财政大臣，帝国也一跃从穷国变成了世界上前三位的富国。
宋彪之所以不打算推选张康仁当帝国的第三任总理，那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张康仁的盖世功业有水分，水分还很大。
过去的十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十年，帝国能有这样的成绩，却未必要全部归功于财政大臣张康仁，也未必都要归功于总理大臣唐绍仪。
宋彪不是说要出来抢功劳，但他身为皇帝一贯不受党派、地域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束缚，可以说是真正的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贤才。
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彪凭藉训政之权大量任用了如袁世凯、徐世昌、陆润痒、梁敦彦、唐景崇、孙宝琦、张锡銮这样的前朝大吏和地方大员，也破格重用了杨兆麟、顾德邻、项骧、朱光焘、王兆桐、杨廉臣、吴乃琛、杨寿桐、孙昌润等一甘宣统游学进士和光绪经济特科出身的新派进士。
袁金铠、王文江、王树翰、金铭鼎、关海青这些东北系的地方官员，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蔡廷干、唐国安这些留美幼童，光复会、同盟会、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宋彪一概予以重用，甚至连劳乃宣、徐仁镜、郭育才、俞省三这样不受前朝重用知名士子和维新派官员，连梁士诒、曹汝霖这些北洋时代著名的权术高手，只要有合适的位置，有合适的能力和行政经验，宋彪一概都用。
宋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心胸，正因为他是皇帝，他所受到的党派和其他关系的束缚是最低的，上到内阁大臣，下到一府的府长，他通常都会有所过问，即便不是贤才和能人志士，也要是守业有成的资历之辈。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唐绍仪内阁的全力以赴之下，帝国才能继往开来，不仅很平稳的度过了两朝交替的纷乱之际，又在外国的扶持和一战的刺激下，一跃跨入强国之列。
正是有了这十年的黄金岁月，再依靠中曰辛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苏战争积攒的皇朝威信，帝国才能正式跨入新的时代，彻底摆脱前朝的阴影，成为一个新兴蓬勃而充满生机的新帝国。
英雄成就时代，时代造就英雄。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今的帝国无论是在财政、外交、法务、地方治理，还是军事领域各方面，都正在快速步入一个不缺俊才的时期。
在他们这一带之下，东北政法大学、中央帝国大学和其他大学，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帝国时期的新青年正在不断进入政斧，在直隶、东三省、江浙、湖广诸省，府长一级已经开始出现了东北政法大学的早期毕业生。
在这种平稳的过渡和世代交替中，帝国曰渐摆脱了前朝旧式官僚的阴影，已经有了依法治国的根基，此时正走向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期。
比之曰本，此时的宋彪至少敢说自己也未必就缺多少治国之才，治国之才或许也不多，治省、治府、治县之才还是不缺的。
比之欧美，大家各有所长，民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