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日记：至后园登台而望，少选，师亦至，遽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各员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诸人，则人置一簏。有得辄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师狂笑，继又曰：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富明阿好打发，但天下悠悠之口却难堵住，当曾国藩离开金陵，回安庆料理一个多月，将两江总督衙门正式迁入原太平天国英王府时，朝野上下已物议沸腾，纷纷指责湘军将金陵城洗劫一空，还送曾国荃一个极难听的绰号：老饕。曾国荃闻之湿毒加重，肝病复发，曾国藩也忧心忡忡，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
曾氏此信，前半部分见于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给沅弟信：弟肝气，不能平伏，深为可虑。究之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后半部分见于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给沅、季弟信：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陷深履薄之机，以冀免于大戾。这一天，曾国藩于兢兢之中又拿起《宋书·范泰传》。当读到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这句话时，就觉得这正是在对他和沅甫敲的警钟。他提起笔来，在这句话的旁边加了一长串小圆圈，然后又在天头上批下一句：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放下笔，他又想到沅甫向来心境狭窄，正宜用这些前人的故事去开导他。于是叫来王荆七，命他将此书送给九帅，为郑重起见，又作了一封短函：
沅弟左右：弟肝气不能平复，又怀抑郁，深为可虑。弟不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是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家族知之。而今以后，当与弟谋长保家族不衰之方。现遣荆七送来《范泰传》一篇，愿弟熟读深思之。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干大戾。
荆七刚走，折差便送来一叠咨文，这是军机处照例钞送给各地督抚、将军、都统的朝廷重要奏折。曾国藩小心打开，一共三份，他看着看着，心慌意乱，两眼模糊起来，最后竟冷汗透湿，面色发白，靠在椅背上，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来，这是三个御史的参折，全是对着他曾氏兄弟和湘军而来的。
一是御史朱镇奏陈金陵善后事，谓兵勇宜遣散，田宅宜清还，难民宜抚恤，商贾宜招徕。而曾国荃办善后，却先事扰民，毫无纲纪，遂使金陵城的善后越办越乱。奏请罢掉曾国荃的巡抚职务，另在朝中拣择干员前去办理。一份是御史廖世民奏曾国潢在湘乡仗其兄弟之势，要挟县令，干预公事，私设公堂，挟嫌报复，甚至以人头祭祖宗，致使县令每隔三五天便躲在屋里痛哭流泪，谓曾四爷又要借其手杀人了。奏请朝廷命湖南巡抚严惩劣绅曾国潢，以肃乡纪。一是御史蔡寿祺奏湘军种种不法情事，罗列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李元度、刘蓉、鲍超等人纵容部属胡作非为，谓这些年来湘军攻城略地，朝廷所得者少，所损者大。此次攻克金陵，纯因长毛气数已尽，非战之功。湘军本流氓之众，乘时而起，不少人已占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诚为不测之患。此辈只宜授以卑职，不能寄以重任。
如此说来，湘军和我曾家兄弟，简直不是功臣而是罪魁了！曾国藩在心里凄凉地叹息。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清醒过来。御史本是可以风闻言事，不必承担责任的，皇上对他们所言也并不都认真追究。三份奏折都仅以咨文形式抄阅，朝廷未有任何态度，所递送的对象也仅限于两江总督一人。这就意味着只是敲敲而已，并不想把它扩散开。想到这一层后，曾国藩心里略为开朗了一些。他把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等人叫来，将咨文给他们传阅了一遍，大家的看法与他一致。
中堂，这些咨文要不要给九帅看看。赵烈文将咨文折好，准备存入柜中时问。
沅甫近来心情不好，暂不给他看吧！曾国藩想了想说。
中堂，我们拟一个折子，把这些无事生非的乌鸦们痛驳一顿，不要让皇太后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了。彭寿颐气愤地说。
是要上个折子，跟皇太后讲清楚。杨国栋附和。
折子暂时不上。曾国藩捋着长须，安静地坐着，他的心境已基本平息了，只将蔡寿祺的那份折子再抄两份，以我的名义转给李少荃、刘孟容，由他们去向皇太后辩诬为好。还是中堂想得周到。赵烈文说，他从心里佩服曾国藩处事的老练。幕僚们刚走，一亲兵进来禀告：霆军营官滕绕树在衙门外求见。鲍超回四川省亲去了，霆军由记名提督宣化镇总兵宋国永统带，目前正在全力对付太平军康王汪海洋的人马。是战事危急，需调人救援，还是捉到了汪海洋，前来报捷？叫他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