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王朝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都改变不了其本身是某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构成的共同体这一事实。
而构成“大宋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坐在皇位上的天水赵氏、通过科举入仕的文官士大夫、荫庇出身的各级官员、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等。
还有源自五代恶习，一直没能根治的将门和军头，而府州折氏又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不过，此时早就不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末世，在大宋太祖、太宗一系列天才的改革下，五代时高高在上肆意毁灭一切的武人早就被打落尘埃。
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就算底蕴深厚如府州折氏的将门，也要通过供子弟入学考取功名来推进家族的转型。
正常情况下，将门即便掌握着部分军队，也没有实力与朝廷分庭抗礼，甚至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都不敢。
但大同的强势崛却改变了大宋的一切。
面对战无不胜的大同政权，教主道君皇帝不敢抵抗，屡次屈服于徐泽的淫威之下，一再向徐泽出卖赵宋王朝的利益。
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政权组织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再稳定的政体，其权力分配的模式和比率都会因人因时因事而不断变化，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或失衡之中。
赵佶贵为天子，却惧怕反贼徐泽入骨，自己放弃了天下共主的尊严，大宋王朝内部的权力平衡必然会因其人的自甘低贱而被打破。
当然，这种权力失衡并不意味着除了徐泽还有谁能够取代天水赵氏坐天下。
曾经，樊瑞、方腊等野心家见京东路李子义造反，看到了天下大乱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搅风搅雨。
结果，都被徐泽教他们“重新做人”了。
就算要改朝换代，强势的徐泽也要亲力亲为，绝不允许任何“盟友”为推翻腐朽的大宋而抢自己的戏。
所以，大宋王朝的权力失衡更主要是体现在统治阶级内部裂痕。
从屡禁不绝的《大同说》再度公开流传，到一些臣子重新思考徐泽崛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再到境内人才争相逃入大同境内……
王朝内部的裂痕一旦出现，便再难修复。
相对而言，被大宋朝廷一直当贼防的将门和军头们在王朝遭遇覆灭危机时，不仅没有再出现刘法这样给朝廷甩脸子不听调遣的情况，反而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
无论是平定剿不胜剿的各地民乱，还是勤王保驾应对同军的数次威胁，丘八们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究其原因，却不是大宋养兵百余年收获的“忠诚”，而是“利益”所在。
世上的聪明人何其多，折可求能看到大同与大宋的不同，知道徐泽建立的新王朝绝对容不下府州折氏存续下去，其他人多少也能看到。
大宋再烂，那也是能养肥他们的大宋。
大同再强，容不下他们这些利益既得者，就必须抗争。
但府州折氏的能量终究有限，干涉不了大宋的大政方向，也不敢干涉，却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折可求以贫瘠的麟、府两州动员两万大军，不可谓不疯狂。
千里援救太原府，却于交城一战折损过半，不可谓不惨烈。
兵败后却不远遁，而是退守紧挨太原府的汾州，继续收拢溃军，并构筑新的防线，以保持大宋对太原之敌的压力，不可谓不坚持。
府州折氏这种半分封性质的将门，家族子弟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一旦拼完了家族子弟，失去了继续“为国戍边”的底蕴，将门将不再是将门。
须知道，曾与府州折氏齐名并联姻的麟州杨氏，就是因为在国初对抗契丹人的战争过于拼命导致家族子弟凋零，才过三代就无法维持门楣。
折可求并不傻，其人一反常态，不计后果地与同军拼命，就是公开宣扬府州折氏绝不会向大同屈服，绝不会放弃河东路的大决心。
折氏的牺牲也是值得的，提醒了大宋其余还在犹豫的将门和军头，当此国难之时，必须抛弃一切幻想，用武人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然的话，就只能如府州折氏这样，被同军赶得有家不能回。
种师道、杨惟忠、姚古三人的联名上书，便是对折可求的行动做出的回应。
三人上书后，朝堂上关于救援河东路的呼声却突然冷了下来。
因为种、杨、姚代表的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是整个大宋将门和军头的呼声，意义非同一般。
听说姚古还想说服京城四壁守御使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一同上书，却被种师道给拦了下来——若是刘延庆也参与进来，就形同逼宫了，万不可为。
即便如此，国难当头，手握重兵的武人却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就算刘延庆没参与，不是逼宫也离逼宫不远。
这种形势下，其他人如何敢再掺一脚？
支持军头们夺权么？
不得命了！
反对军头？
就算不要脸面卖国换个好身家，对面的徐泽也不领情啊。
朝臣集体失声，教主道君皇帝顿时陷入了被动，再不能装聋做哑了。
其人若继续坚持放弃河东路，那无疑于告诉天下人天水赵氏已经不想要这天下，其余人也别再耗着，直接散伙分行李得了。
可若是支持军头们的意见派兵救援太原府，惹得徐泽大怒直接带大军再次寇城，该怎么办？
关键时刻，已经复出的鲁国公蔡京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