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路战力最强的府州折氏兵马在折可求的带领下，历经艰辛终于抵达太原府交城县，却被同军正在攻城的偏师打得大溃。
此战的结果直接导致河东路各州军派出的救援部队士气大跌，一些已经进入太原府的援军赶紧退了回去。
其后陆续赶到的援军也尽皆畏缩于太原府以南的汾州、威胜军和辽州三地，不敢再向北进一步。
没了捣乱的各地援军，同军攻城略地的速度明显加快。
至十月二十九日，除了仍然拒不投降的治所阳曲县城外，太原府其余的九县四寨一监尽皆被李逵拿下。
但对各地收取的过程并不容易，十四座城（寨、堡）中仅有三处的守军直接投降，其余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
其中，榆次县城破后，守军还负隅顽抗，进行了短暂的巷战。
自徐泽造反以来，同军还是第一次遭遇破城后与守军巷战的情况。
须知道，同舟社已经灭掉北辽小朝廷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赵宋朝廷暂时抛弃了河东路，守军几乎等不到朝廷的援军。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守军还敢抵抗战无不胜的同军，且抵抗意志还能有这么坚决，确实超出了同军将士的想象。
毕竟，这个时代，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的人少之又少。
事实上，如张孝纯、王禀这样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文武官员并不多，更多的人是如知忻州事贺权这般识时务的“俊杰”，而大部分英勇反抗的守城军民也很懵懂。
这些人面对同军时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程度的对抗，只是出于维持过往生活的惯性和对侵略者的本能恐惧。
一百多年前，宋军平定北汉前后，可没少在太原府烧杀掳掠，所做的恶事倾汾河之水难洗。
正是源于祖辈相传改朝换代的悲惨记忆，才让太原府军民面对侵略时选择抵抗。
即便明知道最终打不赢也必须打，至少要让侵略者见识太原百姓的不屈精神。
只有如此，才能让侵略者有所忌惮，不敢为所欲为。
但同军以铁血手段打服各地守军后，不仅没有烧杀掳掠，还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并发动百姓重建家园，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辽东到京东，从河北到燕云，大同政权已经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占领区消化政策，也培养了大批精于做百姓工作的行政人员。
俘虏鉴别释放稳定人心、市容交通整顿以工代赈、演出队政策宣传消除对抗情绪等一系列的工作到位之后，太原百姓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之前是被赵宋官府给骗了。
同军不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匪军，改朝换代也不是必须伴随烧杀掳掠，在大同治下生活要远远超过在赵宋管理之下。
有了今昔不同的鲜明对比，太原府底层百姓对同军的抵触情绪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踊跃积极加入共建会，踊跃参与战后重建。
同军派往各处的宣传队已经明确说了，只待拿下了阳曲县，稳定太原府之后，官府就要开始清户度田，减税轻徭。
这些政策一旦落地，本地百姓很快就能过上如京东、河北百姓一样的美好生活（都是听宣传队说的，本地百姓也不知道究竟有多美好）。
大同本就是脱胎于赵宋内部的政权，同根同源心理上没有隔阂，而且既有眼前的安全保障，又有美好未来的憧憬，谁还愿意回到过去？
当然，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是利益调整，有人从变革中得利，就必然有人会失去自己的利益。
因而，共建会建立之后，同军开始搜寻流落各地的汉儿亲属而搞得一些大户人家鸡飞狗跳，招致一些人的对抗时，绝大部分底层百姓却是积极支持。
不是所有大户都是“勤俭持家”“造福乡里”的“积善人家”，总有一些人家得势后就忘了本，开始欺男霸女为祸一方。
同军虽然没有打土豪分田地，但借着搜寻辽地汉儿亲属的机会，搞垮几家民怨极重的大户，却是很容易赢得底层百姓的叫好支持。
杀贪官、灭大户、分田地等等手段虽然有失于简单粗暴，却是普通百姓最能理解也最喜闻乐见的改朝换代保留节目。
在大同河东方面军暂停攻城略地，转而开始消化占领区并进行社会改革时，赵宋朝廷也没闲着。
河东路宣抚副使张孝纯、兵马副都总管王禀困守孤城坚持抗同的消息传到开封府，大宋朝野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到底该不该放弃河东路的讨论被炒热起来。
毕竟，稍微有点战略常识的人都知道山川险要的河东路相对于大宋的重要性。
若是同军进展太快，大宋来不及救援河东路便已经丢失，那也就罢了。
可现在，同军受阻于阳曲城不能寸进，太原府军民还在苦苦支撑抵抗侵略，朝廷若是直接放弃河东路，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一时之间，朝野之间关于救援河东路的呼声大起。
教主道君皇帝不敢违逆汹汹民意，只能以“河东路局势不明，需静观其变”为借口，暂时搁置此议。
不是赵佶不想增兵河东路赶走同军，而是徐泽就在京东路，让他不敢动。
其人一面暗恨张孝纯和王禀两人不识时务，让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一面又希望太原府能够再次创造北汉小朝廷的奇迹，以打灭徐泽吞并天下的野心，维持大宋残破却还能继续下去的江山。
教主道君皇帝毕竟御极二十余载，且同军攻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