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值出宫之后，关卓凡并未回府，车子到了朝内北小街的路口，并不左折而入，而是继续前行，进了“关大营”的“参临办”。
“关大营”——前文有过介绍，轩军在京机构，集中在朝阳门内大街，包括“军事委员会办公室”、挂着“辅政王亲兵小队”名目的近卫团一部、对外挂牌“敕命轩军松江军团总粮台驻京城办事处”的“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北京站”，以及简称“参临办”的“敕命轩军松江军团参谋部北京临时办事处”——对于轩军这些公开的、半公开的、不公开的军事机构，北京的老百姓笼而统之的给了一个很形象的俗称，曰“关大营”。
普、法开战，对于中国，固然是大大的利好，可是，中、越一线，法国若因此而转攻为守，带来的挑战和烦恼，其实绝不“甜蜜”，必须尽早预为之备；而军机处的“议一议”，不过务个虚、向朝臣们打个招呼罢了——真正的应对方案，不是出自军机处，而是出自事实上的对法战争参谋总部的“参临办”。
“军机处”虽有“军机”二字，但关卓凡大权在握之后，真正的“军机”，早就不出自军机处了。
今天的会议，只有关卓凡和施罗德、田永敏三人。
“法、普开战，”施罗德说道，“越南、中国一线，法国的对策，大约三种可能性——”
“第一，既定战略，可能做出微调，但基本原则不变，即依旧维持一个海、陆并举的进攻的态势——此最为我乐见。”
“第二，转攻为守，非但陆军停止进攻，连海军也撤回越南，在升龙一线同我军对峙——此最不为我乐见。”
“北宁一役，法军虽然铩羽而归，但是，元气未伤，士气还在，总要再打个两、三仗，打伤了他的元气，打低了他的士气，我军才好转守为攻的——”
说到这儿，施罗德微微摇头，“目下，并不是攻守易位的好时机。”
顿一顿，“而且，‘远东第一军’的主帅阿尔诺，考其用兵，非常明显，是守长于攻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港一役，阿尔诺之守马拉科夫要塞，为是役之重要胜负手，堪称要塞防御之经典——”
再一顿，“在敌军元气未伤的情况下，让这样一位擅守的将军发挥所长，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阿尔诺之守马拉科夫要塞，具体情形，详见本书第十二卷《干戈戚杨》第二百七十章《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关卓凡点了点头，“确实——咱们不能轻敌。”
“是！”
顿一顿，施罗德继续说道，“还有，我军进攻升龙，拢共三条路线：或出太原——由北而南；或出北宁——由东而西；或出山西——由西而东。”
再一顿，“可是，不论哪一条路线，敌人的海军，都可充分发挥威力！升龙位于红河的南岸和西岸，我军出太原、出北宁，必须渡过红河；出山西，得贴着红河南岸走——亦在敌海军大口径舰炮射程之内。”
“就是说，”关卓凡说道，“在不掌握越南沿海制海权的情形下，进攻升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是的！”施罗德说道，“而制海权，不经舰队决战，无从谈起；而舰队决战——若‘北京—东京’舰队撤回越南，欲求舰队决战，咱们就得南下几千海里，登门造访，彼时，主客易位，后勤更加无法保证，这个舰队决战的胜算，就大大的降低了。”
顿一顿，“因此，若法国转攻为守——陆军停止进攻，海军撤回越南，整个战局，很可能变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了。”
“嗯。”
“第三种可能性，”施罗德说道，“法国人将‘远东第一军’和‘北京—东京舰队’统统撤回国内，投入对普战事。”
“如此一来，虽然说南圻即成我囊中之物，可是，我之战略目标，并不止于恢复越南全境，更重要的，是要予法国远征军以毁灭性打击，若‘远东第一军’和‘北京—东京舰队’撤回国内，这个更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了，因此，此亦不为我乐见。”
“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概率最低的一种——”
“其一，在政治上，不战而退，将全越南——包括南圻——拱手让于中国，于法国，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可以承受其重，更何况，法皇又是那样一个脾性的人？”
“其二，在军事上，也没有足够的必要性。”
“‘远东第一军’仅占法国陆军总兵力的十五分之一，撤回国内，不见得能对法、普的战事，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而‘北京—东京舰队’虽占法国海军总兵力一半以上，可是，法、普开战，并不关海军多少事情。”
“法、普争锋，战场都在陆地；法国海军能够发挥的作用，不过就是穿过英吉利海峡北上，封锁普鲁士的北方港口；可是，普鲁士不同英国，非以贸易立国，法国海军就算成功封锁了普的北方港口，对战局的帮助，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将‘东京—北京舰队’撤回国内，算是……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关卓凡一笑，“这个俚语，用的不错啊！”
顿一顿，“施罗德的中国话，是越来越长进喽！”
施罗德也笑，“谢王爷奖谕！”
关卓凡沉吟了一下，“照你们的分析，似乎，第二种——即，法国远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