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带着四十多个滨海市的干警赶到山口镇的时候，差点又和守在镇子检查站旁的武警发生了冲突。
幸好曾春身份是滨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封锁镇子的武警支队副支队长李忠最后还是把他让了过去，不过又没全让，只让了曾春带着十个人进去。
如此一来，北川省银沙市山口镇顿时热闹起来。
曾春自己带了二十多公安，也带了二十多个武警，而银沙市边防支队这边也派了足足一个中队过来，将镇子团团围住。
两边都是警察，按道理同属一源，不过却在镇外的检查站旁对峙了起来。滨海市的公安和武警不撤，银沙市的武警也不走，两帮人就像古时候对垒的军队，列开阵型，等候上头的命令。
山口镇是两省间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不少，过往的司机纷纷降下车窗探头看着这一幕难得一见的场景。
这种场景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滨海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许多沿海城市都存在走私的现象。从八十年代的电子表、录音机到九十年代的录像机、卡拉ok机、电视机甚至香烟、汽车、成品油。
北川省虽然经济上远没有南海省发达，但是得益于自身有海岸线，而且自和y国的战争结束后，俩国开始通商，作为和y国接壤的省份，自然而然在受到贸易利益之余又等于多开了一条走私的通道。
但是北川省走私有个特点，大部分是以香烟为主。但是北川省由于地方民众的消费意识问题，万宝路和三个五、健牌之类的走私香烟卖得并不得价。而相邻的南海省，由于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对舶来品一向青睐有加。
九十年代初期，南海省商人并不喜欢国内生产的香烟，或许是那时候的万宝路广告做得太好，谁出去谈生意，口袋里不放一包万宝路和别人分享都觉得拿不出手。
司徒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利用港商的身份开始走私香烟的勾当。和香港接壤的鹏城市，对走私香烟卡得比较严，司徒洋就来了个曲线救国。
把船开到公海，由太平镇的大飞艇到公海接货，然后蚂蚁搬家的形式运到太平镇，然后进行分销。
或者直接利用y国当时百废待兴的无序状态，将香烟走私到y国的码头，然后经过绵长的交界线进入北川省，再由陆路运到太平镇。
司徒洋原本祖籍是北川人，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披上了港商的外衣，人胆大之余又相当的精明，所以他在北川省如鱼得水，混得相当滋润。
不过，司徒洋的胃口日益增大，导致了他不满足于走私香烟和轿车，想去动刘小建原本已经做开的成品油生意，导致惹祸上身。
司徒洋怎么也没想到，刘小建的父亲刘大同会这么快就当上了滨海市的市长，当年背后捅了一刀刘小建，如今想想起来都觉得后悔。
当两百箱走私烟在太平镇被扣，司徒洋原本是想借这件事去给刘大同拜拜码头的，没想到刘小建压根不稀罕他那点孝敬，要的是和他合作，分司徒洋原本已经搂在怀里的蛋糕。
走私小轿车，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犯罪活动。司徒洋根本不像割肉，想忍痛将太平镇这个南海省走私渠道的桥头堡放弃，另起炉灶。
他在太平镇还有一千箱的走私烟，价值将近五百万。太平镇被封住了，他思来想去，决定反其道行之，让烟往回走，到了北川再另作打算。
司徒洋钻了曾春布局的空子，不过却被太平镇派出所这帮土地爷盯上，刚往北川撤退就跟踪了。
幸好司徒洋多年来走私从不亲自上阵，否则这回在野味饭店扣住的就不光是司机了。
滨海市领导和银沙市之间谈判并不顺利。九一年在两市之间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南海省的公安跟踪走私分子到了北川境内，扣押车辆和货物，却被北川省的武警给拦住。
两市之间互不让步，结果官司打到了省里，最后两省领导出面才算妥善解决。不过两市的相关涉案领导全都被撤职或者调离岗位。
这一个案子算是个前车之鉴，所以在滨海市和银沙市之间的谈判，虽然无法顺利进行，但大家都不愿意打嘴上官司，不愿意闹到省级层面上。
因为最终结果，是一拍两散，谁都得不到好果子吃。
可是说到让步，两市之间谁都不肯让步。在九十年代，走私一度被歪曲为促进地方经济的一个灰色的手段。
就如南海省，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改革开放，走私浪潮一直没断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确实是丰富了地方群众的某些需求，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不过实际上，从宏观来看，实际上是地方从经济利益角度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从国家的口袋里掏钱给自己花。
关税少了是国家的事，物资丰富了，交易活跃了，税收上去了，是地方的事。
以至于一段时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对这种犯罪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有些地方官员、执法部门更是参与其中牟取私利。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两地公安会如此对峙，显然双方都有更层次的原因，也有不想摆上台面的理由。
刘大同打的旗号十分冠冕堂皇。一则走私是犯罪，打击是理所当然，二则就算走私促进经济，可司徒洋主要活动区域是北川，总公司也在北川，滨海市只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对地方经济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刘大同对赵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