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礼的年代生活，生活中就随时充满了各种充满礼节性的虚伪的敷衍。
一边拱手抱拳嘴里叫着送客脚下却是纹丝不动，一边嘴上习惯性的推拖谦让脚步停也不停。所有人都已经非常适应了这种方式。
张军心里想着事情从高庆办公室这边出来，在不停的送郎君的呼声中骑上马回南城。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去铁坊作，而是先去了县衙，也就是李应右卫尉署的办公室。
“长史可在？”
“见过郎君。长史在办公室并未出行。”
咦？都这么顺嘴了吗？听着还蛮舒服的。
张军点了点头，偏首看了看门口两边的八字墙。
两块白底红字的大牌子挂在左侧：大唐国凤翔府戎军需后勤部，大唐皇家陆军衙门军法部。额匾上三个大字，卫尉署。
左侧斜壁前架着惊堂鼓，鼓后墙间立着数根诽谤木，右侧斜壁前则立有数根粗柱，外有栅栏包围。
惊堂鼓诽谤木还有栅栏缚柱这些都是老县衙的配置，包括衙前的柱坊。
张军叫李应右不要拆掉，还拨款给修缮了一下，算是留做纪念的意思，必竟这也是一段历史。
惊堂鼓其实就是登闻鼓，摆在皇宫外就叫登闻，摆在州县衙前就是惊堂。
而诽谤木其实就是今天的华表，本来是立在那里让百姓贴大字报的，可以诽谤君主官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后来就沦为了装饰，喻意公平公正。
诽谤这个词本来是褒义，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贬斥之词了，同样下场的还有勾结等等。
唐代的登闻鼓还是可以敲的，共设鼓五处，位于东西北三都和上都长安。长安有两架，分别位于东内和西内，有专门的登闻鼓司管理。
哪一面鼓响了都会由皇帝亲自过问。西都凤翔的大鼓就摆在张军的府衙正门。
宋代，登闻鼓基本上就成为了摆设，官员才可以敲，但是官员除非是下定决心不想干了，谁没事会去敲？
明代连官员敲击也制定了很多限制，到了清代更狠，敲鼓不问冤事，先打六十杖再说。
从宋代开始，以下告上，以民告官本身就被定义为一种罪。这就是儒家礼学，文化人搞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滚钉板应该都知道。
大唐事实上是州县两级管理制度，州县两级主官都由皇帝裁定，由户部行文任命，相当扁平，政令通达效率也比较高。
道是监视巡察衙门，不是实际行政级别，也不实设官员，一般都是由亲王嗣王遥领，后来才出现了实职，也就是节度使。
节度使实际上扰乱了大唐军事政策税收户政各方面的正常秩序。
为了扼制节度使就又搞出了行军节度使，越搞越复杂，越乱。这也是大唐中后期开始动乱的原因。社会基础失衡了。
张军现在要做的就是恢复健全州县制度，去掉节度和行军节度，统一军政两极，恢复行政上的平衡稳定。
只有平衡稳定了，才能谈到后面的变革。这个次序不能乱，更不能急。
事实上，张军很庆幸自己是来到了大唐，这是一个思想上开放奋进又宽容的时代，是军事政治财富鼎盛的时代。
别的都不说，就说老百姓，大唐是实际上历朝历代老百姓活的最自由，最尊严，最富裕的朝代。
这个老百姓就是指社会底层的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奴隶。
不管是秦汉还是宋元明清，和大唐相比在这方面都是远远不及的，老百姓都相当凄惨。包括文化人拼命鼓吹的北宋。
古书上的民可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老百姓，这个要搞清楚。
什么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什么与民同乐等等等等，也不是说要和现代意识里的老百姓一样。庶民庶民，非嫡为庶，非官为民，也就是我们嘴里常说的寒门了。
他们在读书，从军上选择自由，有资格参加科举，也可以从商。我们现在所说的老百姓以上资格全部没有，需要用命去争取一线机会。
而张军，就是想要打破这种固封了千年的现像，让老百姓成为真正意义上老百姓。
“郎君。”李应右随着通报军士从门内出来，拱手唤了一声。
“长史。”张军笑了笑，和李应右并肩往里面走。
在门外等候通报迎接，这是对李应右的尊重，是给李应右在一众官吏和军将们面前抬架子，可不是张军摆谱。
“郎君不是去了刘少尹处吗？”
“是，还去了见了高别驾，正欲去寻韩监丞。不过，有件事须与长史商议，便先来了此处。”
“郎君可是欲立府尹？”
张军兼着凤翔府牧，这个牧是一府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只是一个身份，并不是实职。
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尹，军事最高长官是都知兵马使，是府牧的长佐。而长史差不多就相当于秘书长。
自从玄宗李隆基在天下设九个半节度使，敕封大祚荣（渤海国），南诏王和回纥可汗之后，节度观察使和牧就渐渐成了实职。
节度使和牧的权限极度膨胀，在辖境内人事行政军权赋税田亩水运一把抓，渐渐就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王国。
皇帝的敕诏在这些‘私人封地’上渐渐失去了作用。所以说它从根本上扰乱了大唐的军政秩序，最终酿成大患。
张军在凤翔崛起后，给大家的印像有点肃正王权的意思。
而肃正王权的第一步，就是把主要行政官员的位置添满，然后把这些官员的任命交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