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以“不良人”为例，京中“不良人”除了自身俸禄之外，养亲随、伴当、马夫、车夫，都是要自己掏钱的。
但是在武汉，“不良人”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便衣警察”，吃什么饭当什么心。同样都是“警察”，“不良人”是不能捞过界到“交通局”的。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办公一应开销，在武汉是有大量的“票证”存在，于是就有了“报销”的概念。
一般的“不良总帅”，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伴当，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是不敢打包票的。
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整风”，烈度不大，但效果还是有的，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
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徭役”，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
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包干区、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依旧是和资源、利益息息相关。
比如修堤，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组一个农庄出来，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那就不会亏。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
说到底，武汉比较特殊，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
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
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想要讨个老婆，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
在武汉，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
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
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更加友好，往往一次团购，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而这样的团购，可能只是府内引导，商人为了拍马屁，随手之举罢了。
对江夏和汉阳来说，长江在侧，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同样的，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其实是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
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武汉要面临的挑战，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
两百万人口，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诸如道路、消防、治安等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培训、上岗，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
以消防为例，尽管属于临江城市，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一旦爆发火灾，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
针对这种情况，不论江夏还是汉阳，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在划分居住区、工业区的时候，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每个街区的节点上，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城市的排水系统，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
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其实内在区别极大，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绝非是传统的“贱籍力夫”。
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警察”，概念上的“片儿警”，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
“片儿警”的来源多样，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也可能是地方“乡贤”的亲眷子侄，总之，他们需要在官方有“印象”，在民间有“威望”。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武汉的“粮官”，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借他“人头”一用，来安抚军心。
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
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也算是基本操作。
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
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武汉是以“异类”的形式示众，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
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他们自己的存在，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洛阳外朝的官僚们，如今多有“言必称武汉”，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但却忘了，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高”，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才逼得武汉不得不“高”。
吃卡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