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务本小学不同，“长乐公学”的“小学”教育已经满目全非，基本可以说是照办了武汉的那一套。
在武汉，适龄儿童能够进行张德认知中的“小学教育”，纯粹是张德主观意义上的有序推动，是几年反复磨合后的结果。主要年龄线是以十四岁为分界线，汉阳和江夏略有不同，江夏的年龄线在十二岁。
究其原因，还是女子进入十五岁之后，就要开始准备“谈婚论嫁”，国朝律令更迭是不可能应时势而动，律令一定是有滞后性的，隋朝和武德朝的法律法规，放到贞观朝可能就有点不合时宜。
事实也是如此，武德朝一个十五岁的男丁，基本就要开始接受大量的体力劳动。而且这个体力劳动，可能还会涉及到战争、劳役等特殊活动。
但是在突厥、吐谷浑、铁勒、契丹、獠部等等内外敌人或是被征服或是被吸收之后，外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民力恢复极为迅速。..
即便是没有某条非法穿越的工科狗乱入，按照中原农耕时代的恢复能力，十年一个周期，也足够攒出相当可观的老本。
更何况贞观朝的新贵和新·新贵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可天下在籍户口又没有突然暴增几千万，可见其剥削和掠夺的主要对象，已经发生了规模不小的转移。
于是贞观朝的生产恢复，在某种特殊因素的加速下，以贞观十五年为分水岭，每增加一年，其产出增加的总量，就抵得上过去“休养生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甚至有时候贞观朝的宰辅级英杰，有时候也捉摸不透，某些地区在陡然出现人口倍增数倍增加的情况下，那些地区居然没有出现粮食危机，这在他们的常识中，是不可思议的。
局部社会中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是总体极大提升的，即便这些地区的主要生产人口，其实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但因为帝国实力的总体增量，也连带着让这些本来应该相当“凄惨”的群体，在和帝国其它地区生活人口的对比之下，竟然还相当的“富足”。
而这种“富足”，也足以支撑一户家庭能够在保证“双职工”的情况下，不必太苛求自己的子女十五岁左右去接受社会的磨砺，而是咬牙坚持，让子女接受“教育”。尽管他们本身并不明白“教育”的各种意义，但眼中看到的“体面人”都接受了“教育”，且大量的苍头黔首之流，在通过接受教育之后，改变了自己家庭生存的难度，这就产生了武汉地区推动“小学教育”的群众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即便张德主观意义上愿意推动，但影响力绝对不可能和当下相提并论。
而有了“小学教育”，接下来的中学教育才能水到渠成。至于之后的专科教育，更是武汉地区的人才库，可以说某条非法穿越的工科狗能偷偷地松口气，就是看这个人才库能不能稳定输出。
一个人撬动世界的那根杠杆，就是用无数的人组成的。
再说了，一个人玩小霸王学习机，那多没意思，老张表示五笔打字得有人拼字才有动力。
武汉这样搞有群众基础，长安城要这样搞，要说群众基础也是有的，只是数量规模上就显得小众，和武汉的普遍情况是不同的。
长安城能够和武汉平均水平接轨的阶层，基本都脱离了庶民的范畴，一如长安城东老铁们吐槽的那样，这些阶层就是个“非富即贵”。
他们的见识、眼界，或者笼统一点，对家族和个人的长期规划，是长安城中苍头黔首不能相提并论的。
而这些人，在旧时代之中，和贞观朝的新贵、新·新贵比起来，就是暖男太子、孔祭酒等人口中所谓的“失意人”。
他们的家族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注定是政治失意群体，“不得志”是可以预见的，“不得势”是很大概率的。既然“显贵”难以渴求，那么调转方向，求“一世富贵”也就是识时务者的选择。
只是巧合的是，在诸多选择之中，突然冒出来的长乐公主，给了一条路线清晰、前途光明，甚至还有可能在政治版图中捞点外快的“康庄大道”。这就自然而然地，有心无意地，去推动或者说促成“长乐公学”的建成。
至于长乐公主本身，她天生自带资源，不管是官方政策还是社会舆论，都是典型的立于不败之地。而办学的硬件软件，她又因为“武汉机关幼儿园”园长的身份，使得她可以随意地轻松地，不必像扬子江两岸别处那样费尽心机。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有数量可观的教员，有相当成熟的“教材”，“长乐公学”已经成功了一半。
而又因为长乐公主自己为了省心省事开的脑洞，导致了“长乐公学”周围的物业成本极大提高疯狂暴增，也就使得能够在这个区域内置办物业的人家，天然地有了“贵”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这片地区昂贵物业的“信心”，只要“长乐公学”能够稳定有序地运转拿下去，这个“信心”就不会垮塌。
反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比如“长乐公学”出产的学生，于仕途或者商场大放异彩，其连带效应，可能就是越发加强“长乐公学”的金字招牌，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更加不可思议的物业成本暴涨。
想要在这个地区继续置办物业，其难度也就会越发恐怖。
未来恐怖的事情不过是为了进“长乐公学”而筹钱买房，但当下最恐怖的，大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