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时刻在学习的顶级官僚，马周的智力是无可挑剔的，黄门侍郎刘洎在马周的指点下，发了一篇《约束藩王论》。
一时间，引起了宗室的极大反弹，乃至到各路洛阳新贵及玄武门元谋功臣，都觉得这未必就是要“约束藩王”，大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不是要搞“大约束”？
封建帝国的京城，天然地成为最没有“王法”的地方，这里维持社会运转维系人际交往的准绳，只看靠山大不大，背景厚不厚。自兴建洛阳宫至今，数年光景，洛阳从原先的东都，已经恢复生产再度繁荣，累积囤聚的财富，无数权贵在垂涎。
旧年一栋南城的宅院，那值个什么？随便一个淮扬大商，买了就是买了。到如今，却是天翻地覆，南城那些房东，只是用来做“客舍”，旬日收一回租金，一年下来，就能赚出以往一代人的财富。
这是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的。
刘洎的《约束藩王论》，其底气来源于侍中马周，而马周自东宫起家，从来都是要约束藩王，震慑宗室的。
皇族大多不事生产，不拘是经济军事，通晓一二者屈指可数，泛泛如豚彘者，却多不胜数。
又因为天然地有个好光环，导致那些底气不足的事务官，不得不选择妥协、包庇、纵容，乃至越发不堪。
倘若还是“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马周并不会如此，事情点在约束藩王上，也就到此为止。但是当今世上，一个农户一年所得，是远远不如新南市任何一个工人哪怕是学徒工的。
新南市在早起经历了疯狂的恶性竞争、暴力冲突的野蛮对抗期后，在“有识之士”的斡旋下，逐渐趋于平静。又因为优质工人的价值一步步提高，社会的普遍道德评判，又是基于“士农工商”四等，于是竟然是发展出了相当怪异的“百工行会”。
“百工行会”并非是什么香堂会水的组织，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有着官方介入的背景。朝廷一面要从商人手中“收税”，一面又要防止“收买人心”的巨富，而震慑巨富的方式，朝廷是双管齐下的。
首先自然是“富不与官斗”的权大于钱，其次，则是“以民为本”的统治基调，让基层官僚以“父母官”的身份，站在“百工行会”的一侧，去要挟威慑巨富大商。
官商勾结虽然依旧存在，商人巨富依然可以收买那些底层官僚，但“先进”的审计官僚进入体制的同时，和商人打交道的官僚们升官发财的权重，却并非来源于商人的支持，这就稍稍地保证了工商之间的平衡。
尽管哪怕是最繁荣的新南市，工人的单日工作时间，往往都在五个时辰以上，甚至六个时辰，但因为这种奇葩的平衡，却也让商人不得不保证工人在为他们创造产值的同时，他们要提供足够的金钱收入和营养摄入。
皇帝在听说新南市每日肉蛋类消耗，竟然比城北加起来还要多时，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愕表情。
只是这一切的投入是值得的，新南市的回报也无比丰厚。而这个回报，皇帝自认为是他的“庇护”，于是在马周和刘洎以《约束藩王论》剑指宗室的同时，李世民是决心要把用在“五姓七望”身上的“大推恩令”，给李家亲戚也都用上。
既然封建破产，那就另辟蹊径。
要么不推恩，要推一起推。不能只有皇族分家的分家，单过的单过，“四民”各层，都要“依法办事”！
谁要是反对，谁就是“要挟皇族”“卖直邀名”，否则，凭什么皇帝要搞封建就各种掣肘？
刘洎前脚把《约束藩王论》拿出来，马周接着就是一套《扬子江丁口增长考》。作为眼下和各方关系都不错的宰辅，马周想要从杜如晦、魏徵、张德、李客师等地方实权巨头那里拿到一些要紧数据，难度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都是要给这个面子的。
从体制出发，好歹马周是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不是？
地方要是不服从中央，地方是想做什么？
马周给李董的丁口指标中，千分之三的自然增长率是上限，这个上限，并非只有沔州一地，还有苏州常州所辖上县，但凡“鱼米之乡”，又有非常不错的医卫条件，加上又有大量的工坊吸收劳动力，就能产生这样的上限。
而但凡土地大量集中在某个或者某几个世家的州府，虽然他们掌握了大量的优质土地，但土地产出的大头，和“佃户”“家生子”无关。于是丁口增长，便是扬子江两岸最低的。
至于藏匿人口，存在账面上没有的大量“隐户”“黑户”，却又是这些世家的光荣历史。这一点，不用马周去细说，李董也是一清二楚的，并且他们李家能够起来，本身就是因为藏匿了大量的厮杀汉，更不要说种地的“隐户”“黑户”。
造反起家的时候，李董不介意家里这样的人多一些，但当家作主之后，李董就很介意做同样事情的人。
“屁股决定脑袋，《约束藩王论》，刘洎未必是要是说真的去约束藩王；同样的，《扬子江丁口增长考》，也不是真的就要考察一下长江两岸的人口增长。外朝的的确确可以借着黄门侍郎刘洎的策论，去约束宗室，那末，内廷作为皇帝的耳目爪牙，不能拿着刘洎的文字，去约束那些世家大族吗？”
洛阳准备掀起什么运动，张德不在意，这些和武汉是无关的，因为武汉表面上看是处于整个大唐体制之中，可实际上，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