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7日，德国柏林。
站在帝国大厦广场前路的中央，伴随着随处可见的红白***，耿朝忠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天上的乌云掩盖着落日，地下的人群就像被雨水驱赶出洞穴的蚂蚁，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一种叫“疯狂”的东西。
这是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游行，从七月份开始，第三帝国针对犹太人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一部真正反犹的法律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穿过拥挤的人流，耿朝忠时不时的举起右臂，高呼着那耳熟能详的口号，顺便扫一眼那站在高台上声嘶力竭的元首——在这一刻，保持理智已经成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但耿朝忠依然保持了理智，他逐步的越过人群，来到了十里开外的一处公寓。
敲开屋门，一张年轻的东方面孔出现在耿朝忠眼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浮现在耿朝忠的脸上，他彬彬有礼的鞠了一躬，低声道：
“我找郑先生。”
“请进。”
来人并没有什么警惕之心，将耿朝忠引入到客厅坐下后，才微笑着问道：“请问您是？”
“我姓耿，曾经和郑先生在北平六国饭店见过面。”耿朝忠回答。
“哦。”来人答应了一声，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卧室。
“老六！”
亲切的声音传来，一名学者风度十足的中年人从卧室里走出来，他的头发被梳成了典型的德式背头，脸上的笑容甚至都有了几分德国人的影子，这，就是寓居德国两年之久的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郑季民。
“郑老师！”耿朝忠一下子站了起来。
这是郑季民最喜欢的称呼——作为一个学者型特务，郑季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称他为处长了，而老师，才是郑季民最喜欢的职业。
两人飞快的走到一起，来了一个热切的拥抱，旁边的年轻人则知趣的退了下去。
“能在德国遇见旧日的朋友，实在是人生的一件幸事，”郑季民熟练的给耿朝忠倒了一杯咖啡，“处座已经跟我说了你的事情，我当时就很惊讶，你怎么现在才来。”
“郑老师，我一直都在莫斯科，去巴黎也是两个月前的事情。”耿朝忠微笑着回答。
“我们本以为你已经殉国了，”郑季民的声音有些低沉，不过他马上就变得振奋起来，“幸好，方途永远是方途，老六也永远是老六。”
“郑老师也永远是郑老师。”耿朝忠微微一笑。
“哈哈！”
两人相视而笑。
“东京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派了云蔚和柳学俊过去营救你，也找到了你留下的那两个台湾人，可你却失踪了。后来，处座还为你办了追悼会，追授你为中校军衔，对了，还有一枚二等云麾勋章。”郑季民摊了摊手，“可惜，勋章不在我这里。”
“学生受之有愧，”耿朝忠惭愧的笑了笑，“其实我是被苏联人在东京的特务机构抓住了。”
“苏联人？他们为什么抓你？”郑季民眼中精光一闪。
“也许是欣赏我的才华吧！”耿朝忠学着郑季民的样子摊了摊手。
“哈哈，并不奇怪，他们派你到欧洲，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吧？”郑季民一笑。
“是的，这是苏联人留给我的礼物。”
耿朝忠站了起来，脱下了身上的外套，解开衬衫，将自己的上半身袒露在郑季民面前。
伤痕，密密麻麻的伤痕，还有数不清的黑灰色印记。
“老六，你受苦了......”郑季民叹了口气。
“没什么，”耿朝忠将衣服扣上，“苏联人的目的并不是逼供我，事实上，他们对德国人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中国人。”
“没错，对苏俄来说，西方战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郑季民点点头。
“嗯，这正是我来德国的原因。”耿朝忠回答。
“他们想要什么？”郑季民皱起了眉头。
“军事技术，工业专利，内部战略动向，比如：最新式的坦克技术、飞弹技术。简单点说，全都要。”耿朝忠笑了笑。
“你有办法搞到？”郑季民用疑惑的眼睛看着耿朝忠，“德国人现在太狂热了，他们怀疑一切非日耳曼人种，看到了吧，我现在都不敢上街，否则的话，很容易遭到那些疯子的袭击。”
“没有，但有能搞到的人。”耿朝忠回答。
“呃.......可不可以给我们留一份？”郑季民想了想问道。
“不是你们，是我们，”耿朝忠一笑，“不过，我们恐怕并没有消化技术的能力。”
“你说的没错，”郑季民也笑了，笑的有点凄惨，“我们甚至连钉子都需要进口。”
两人对视无语，对一个爱国者来讲，不是有东西拿不到，而是拿到了却吃不下。
“算了，”郑季民摇了摇头，“我们吃不下，一旦被人抓到了，还承受不起后果，这件事不做也罢。”
“我们欠缺的是人才，能消化技术的人才。”耿朝忠感叹道。
“是啊，我们已经派出了很多人来学习，但这需要时间，我估计，这批人至少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有可能具备这种能力，但等到那时候，这批技术很可能依旧落后了。”郑季民摇头道。
他来德国，研究的可不只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对德国的工业能力，教育能力，郑季民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不过，”郑季民又开口了，“你得小心，我们国家恐怕承受不住德国人的压力，我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