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还没有贺岁档这种说法，不过经过一年的发酵，在19年的开端迎来了一拨国产电影放映的热潮。小說，
不少国内的电影公司纷纷在这个时间段推出了自己公司的影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影院不够用了。
在1922年底，不算那些小型的影戏院，上海共有四家影戏场，十二家豪华影戏院。
这些影戏院中西班牙人雷玛斯独占六家豪华影戏院。
林子轩占有两家影戏场，四家豪华影戏院，这些影戏院中有购买的，也有租用的。
影戏场是指像是上海大世界那种多功能的戏院，既可以放电影，也可以演话剧和唱戏，不像影戏院那么专业，环境较为噪杂，观影体验不佳。
剩下的只有位于公共租界的两家影戏场和两家影戏院。
在上海的国产电影公司共有5家，如果同一时间推出电影的话就要抢占影戏院，虽说现在竞争还不是那么激烈，但他们也看出了端倪。
那就是影戏院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林子轩无疑走在了他们前面。
在这个时代，电影放映还是以外国片为主，雷玛斯的影戏院主要放映外国电影，他只放映质量上乘的国产电影。
因为明星电影公司制作的有声电影受到观众欢迎，所以雷玛斯选择和林子轩合作，花钱改造了他的戏院。
顽童当家正在雷玛斯的戏院热映。
这就造成了其他国产电影公司的困境，他们的影片无法和明星电影公司的影片竞争。
想要在地段好，票价高的豪华戏院放映就要等明星电影公司的片子放映结束才行，否则只能到那种小型的戏院放映。
可就他们所知，明星电影公司会接连推出三部电影，这个消息在万象广播电台天天播出，上海人都知道。
也就是说，整个一月份都是明星电影公司的影片。
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要么更改档期，到二月份放映，或者只能委屈自己，到华界放映。
其他电影公司明显感觉到了林子轩的霸气，让他们想起了杂志上介绍过的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大电影公司掌握院线，其他电影公司只能受制于人，仰人鼻息。
按照后世的说法，这就叫做垄断。
这些电影公司看到了这一点，纷纷朝着影戏院出手，要么收购，要么自己建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的戏院数量成倍的增长。
那是以后的事情，19年的第一个月，是明星电影公司的天下。
这家电影公司在一段时间的蛰伏后，终于露出了锋利的爪牙，依靠三部有声电影开始了它的崛起之路。
在林子轩的计划中，顽童当家只是一部捞钱的片子。
但杜予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把但二春这个熊孩子调皮捣蛋的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两名笨贼的配合下让影片笑料百出。
虽然没有后世的小鬼当家精彩，却也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其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时代中国儿童喜欢玩的游戏，而不是一味的模仿西方的桥段。
整部片子60分钟，每三分钟一个笑点，让观众能够保持看下去的兴致。
对于这种搞笑电影，林子轩不想弄出经典来，在他看来，接下来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才算是经典之作。
在广播和报纸上，打的广告就是：重新感受母爱的伟大，让你一次哭个够。
还有诸如：买票免费送毛巾，擦干眼泪继续看。
更夸张的广告还有：不哭我们退钱。
林子轩不怕退钱，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估计没有几个人不哭的，真有那种心志坚定的家伙，也可以退钱给他。
不过要是来捣乱的，那就对不起了，也不看看这些戏院在谁的名下，冯敬尧的名头在法租界还是很好用的，保证分分钟教会你如何做人。
在这种新颖夸张的宣传手段下，很多人都进入影戏院看了妈妈再爱我一次。
洪慎不愧是善于导演悲剧的专业人士，整部电影一路悲情到底，配上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直接撞击了这个时代观众的心灵。
故事并不复杂，主要是演员表演的好，把那种母子之间深沉的爱表现的内敛而饱满。
特别是当孩子被抢走的那一刻，母亲在大雨中踉跄的追赶，最后发疯的情节，戏院中几乎没有不哭的。
如果这是默片，只能由乐队配上舒缓悲哀的音乐。
但在有声电影中，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声，母亲绝望悲伤的呼唤，不用多说什么，观众的眼泪自然而然的流了出来。
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整个影戏院抽泣声不断，绝对是让你一次哭个够。
在反响上，妈妈再爱我一次比顽童当家获得更多的赞誉，这种讴歌母爱的国产电影更能赢得媒体的赞赏。
如果说顽童当家有模仿西方电影的片段，那妈妈再爱我一次则是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国产电影。
其中有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矛盾，有未婚先孕的母亲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弱势女性和儿童的抚养问题，以及法律上对于孩子归属权的界定等等。
这些都是影片反映出来，而社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所以，在放映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报纸上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民国时期政府有社会福利机构，关注妇女儿童，包括童工的生活。
林子轩趁机宣布把影片的收入捐给社会福利机构，这个机构也就是宋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