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在牧野平心静气地进入长屋联盟海法沙的部落，进行观察牧野土民的生活态度、文化融合。
大洋上隶属合兴盛的武装商船再一次将数以千计的士兵送至英格兰。
或者说，是夷兰岛。
大体上来说，命名、歧视这些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的往往是自己的喜好与内心。
艾兰与夷兰被人们合称为艾夷群岛，这个名字并不见于东洋军府任何官方文件之上，但却流于人们内心之中，口口相传。
这个名字最初，出自大明为远征海外从朝鲜南部、日本东部招募的军夫，他们文化程度低下、字也不认多少，无法指出正确的名字，更不会说。
尽管文字相通，但同样一句话发音不同，就算发音同了，语序也不同。
汉语是主谓宾：我吃饭。
朝鲜与日本的语言则是主宾谓：我饭吃。
况两国过去，几乎与这个时代的欧洲相同，都是贵族阶层才能学汉文，平民百姓连本国的东西都没机会学。
对周边诸国而言，强盛而有力的汉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借此学习中原的文化、科技，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阻碍其本国上下阶层的交流。
比方说朝鲜，说话和写字不一样，这事多让人难受啊。
如果百姓能跟贵族说上话，贵族张嘴：“你饭吃思密达？”
“我饭吃思密达！”
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可平民没什么机会能见贵族，要学习得看书、看文字，一句说起来是‘我饭吃思密达’的话，写出来却是‘我吃饭’。
非常不便于理解，自然为学习提升了很高的难度。
李氏朝鲜第四代世宗大王就已经认识到汉文给交流带来的不便，设谚文局广招学者，把汉字拆了对标朝鲜语音，来创造文字。
可这东西没啥用，因为那会不是先民高唱诗经的时候，那已经是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了，汉字发展极为成熟，根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真正成功的去汉字运动，是二战后的韩国，干净彻底，也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问题，韩国青年无法查阅本国史料。
因为不学中文，他就看不懂以前人写的什么。
所以他们就算知道大明人把一个地方叫什么，也只能学出语音，却不知是哪个字。
到了海外也是随意拼凑，偏偏许多人都住在东洋，还因是第一批加入汉文学堂的人物，混上了教书先生之类的公职。
说起来，可能这个世界的人物并没有如此感触，但世界已经回到了本来的模样，好像二三百年前的地域认识。
没有这个国、那个国，朝廷只有一个，它在北京，过了长白山，就叫高丽地面。
因此他们给别人起这些名字，很正常，像艾夷群岛，直接把俩大岛的人都鄙视了。
他们觉得这里离大明远，太远了，比他们出身地面远得多，该鄙视。
反倒是大明人普遍没有这种情绪，这不是因为大明人好，而是他们单纯地鄙视所有人，以至于能一视同仁。
就好比说一个人坐拥二十万亩田地，叫土地兼并；要是这个人拥有七百万顷田地，那就只能叫土地国有了。
像东洋军府，就在亚洲拥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地，实现了土地国有，把它们分给移民不准买卖，田荒了就收回，没田的人还能再找军府要。
不过对英格兰的官员、伦敦知府汤显祖来说，没什么好鄙视的。
在伦敦府衙，北方的战争仍未结束，且军府人员一致认为很难结束。
女王伊丽莎白被押送上船，旧都铎王室煽动贵族对爱尔兰的殖民屠杀、对普州、对明军的一切丑化都成为其作为战犯的证据。
但都铎王室的统治灭亡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迎来长久和平。
德雷克的叛军依然势大，尽管其在不久前才刚因攻打府城被应明领军击败，从叛军被打成海盗，但很快北方就再度传来其在苏格兰登陆，卷土重来的消息。
而在普州到伦敦府、伦敦府到苏格兰的广阔山野，盗贼蜂起。
旧贵族治理地方的体系被全面推翻，新的官僚体系却没能完全覆盖，缺失的统治空间很快被逃亡的旧贵族与乱军占领。
从艾兰的刘汝国也有力不逮，隶属东洋军府的精锐旗军与大量牧野兵疲于奔命，各地反叛如同按下葫芦起了瓢。
这样的局面几乎快把普州参将应明逼疯，他的亲兵魏进忠为主分忧，献出内外二计。
魏进忠认为，如此局面，对外明军应依照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传统作风，对旧都铎王室的反叛支持者进行屠杀，从郊野的村庄到中心的城镇，将参与反叛者不分男女老少杀个干净，从根源上解决反复叛乱的潜在兵员。
对内则使用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手段，进行强硬的高压管理，并持续地害死男人留下女人，用三代人的时间解决掉这个麻烦。
尽管每一个东洋旗军都受过相同的、对亚洲原住民的同情教育，但人类在养尊处优之时表现出的永远都只是上限。
而在困顿痛苦时才会表现出下限，尤其这种同情教育一定程度上换个角度就会变成复仇思想。
东洋军府同情教育的出发点，我们是华夏、他们是诸部，如果他们在商周出现大家就是死敌；但在这个时代的新大陆，面对更遥远的欧罗夷，他们也是我们，一种更弱小的我们，需要保护。
这就造成东洋军府旗军对原住民有保护情绪，但对欧罗夷则会有更多复仇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