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大权独揽的坏处，四军府填补朝廷海外空白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取得六部的部分权力，但新兴的四军府只有南洋是健全的军府。
但这又是一种必然，并非陈沐有意为之，而是指望兵部掌管海外是无稽之谈，一道消息或命令往来传送四个月，这在历朝历代朝廷拥有强力执行力的时代都不可能。
自秦王朝修建国家完善的驿站，从边疆传递到国都的急信以接力的形式，鼎盛之时消息传递通常不会超过七天，可海上接力是没有用的，船在海上航线往来时日固定，必须要有一套能及时决策的机构。
这也涉及到国家执行力的问题，尤其在中原大地上，历朝历代，通常新兴之时征战皆似夹有裹大势的真命天子，军队所攻无不破。
可到了王朝末期，还是一样的人，正规军却往往打不过造反的起义军或入侵的敌人。
单说元明，成吉思汗的军队所向披靡，靠的从来不是勇敢，或者说不单单是勇敢，而是其将松散各部集结一处、以严明纪律约束，那时候的蒙古人就算下马和人打仗都不会输。
匈奴挛鞮氏单于冒顿一统漠北成为比汉朝还强大的国家就要拥有能让部下鸣镝弑父的严明纪律，更别说一千年之后的蒙古人了。
海洋对大明意味着不单单财富与风险，也意味着在海洋之上，自五代宋初以来那套文武决策执行分家的系统在海上不好使了。
这才是给陈沐困扰的源头——他需要完备的参谋系统。
这个参谋系统不是超越时代的横向照搬，而是中华帝国所固有的参谋制度，在陈沐的理解中，是为后人所诟病的文武分家。
幕僚、参谋，早在万历年的两千六百年前就已经被写《六韬》的姜子牙说得很清楚了：
股肱羽翼七十二人。
腹心一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
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
通粮四人，主度饮食，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
奋威四人，主择才力，论兵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阐忽往来，出入若神；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
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语，消患解结；
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
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
姜子牙的七十二人豪华幕僚团加上贵族军官所率领的国人兵团，已足够在商周时期拥有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
到后来的国家，这些专业人才则成为固定的官员，分掌诸事，
至于文官领兵的历史脉络就更有意思了，最早是唐朝的枢密使，起初由宦官充任，作为皇权掌军的触手，五代早期由士人充任，后期为武人掌握。
武人干政缔造了五代一批强人皇帝，同时掌管军政，全面了解全军上下每个角落、既有统兵权又有调兵权，再加上钱粮不受掣肘，对军事、政务拥有足够的影响力。
这是五代那些强人的特征，也是陈沐下海之后的特征。
比方说在北洋，陈沐仅有统兵权，从天津卫到大沽口，他可以让北洋军做参与战争之外的任何事。
可一旦过界，就是谋反，辽东、蓟镇、京营、山东，这些兵马能在他率军踏出天津卫的第一刻率军讨伐。
皇帝直统军队的传统直至高粱河畔，赵光义战场中箭导致战争败绩，此后皇帝逐渐减少亲临战场的情况，对军事影响力逐渐下降，最高指挥官的位置又不可或缺。
经历宋朝御前发下阵图等不理想的尝试后，代替皇帝掌握士兵军官升迁贬谪、薪饷赏罚、后勤供给、战略调动、军事指挥等职能但又对实际军队不掌握影响力的机构应运而生，宋代枢密院、明代兵部。
这个机构的职能，相当于十九、二十世纪西方陆军部、参谋本部合为一体。但几百年的时间里，军事科学与技术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能赶上也是事实。
重文轻武是必然，因为作为战争决策机构的枢密院与兵部离皇权更近，如果武人离皇帝更近，那便会重武轻文。
重文轻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稳定之后，皇帝本身经常会忘记或不知道自己身上的军事属性。
就像陈沐刻意影响小皇帝，让他不要忘记的——天下最大的文官之权掌握在皇帝之手，但同样天下最大的兵头也一直是皇帝。
作为东洋大臣，一旦率舰队出海，长时间里他将实际掌握皇帝才有的权力，而北洋临近北京的客观条件又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