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芬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心里总是不踏实，一直在担心政策又有了变化。
这种心态很正常，以前约等于一无所有，怕个屁！
现在算得上家大业大，她当然患得患失。
所以说无产者最具备革命性是大有道理的。
统治者需要社会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无产者挣到钱拥有家当。
张芳芬替黄瀚理了理被子又摸摸他的额头，道：
“我昨天又抽空跑去‘南城当铺’大院里看了看。”
黄瀚随口问道：“文化馆搬空了吗？”
“没呢，不过快了，估摸着一个月内肯定完事儿。那里太大了，恐怕要用十几个人才舞得下来呢！”
“是啊！那里我也看过，确实足够大，占地面积恐怕接近两千平方米，前期最起码需要二十几人，如果生意好了恐怕要三四十。”
“雇佣这么多人还真跟资本家差不多，不会惹祸啊？”
“个体户暂时哪能雇佣这么多人？至多八个顶天了。多了就是走资派，弄不好要坐牢呢！”
“那怎么办？你呀！我们家跟房管所谈租房子前干嘛不说清楚了？”
“没关系，我们家只要变通一下，就会变成了雇佣的人越多越好，不仅仅不惹祸，还会获得荣誉、获得表彰、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变通？怎么变通啊？”
“跟集体合作，挂个集体的牌子就行了！”
“亏你想得出！五几年就搞公私合营了，哪个私人的店铺、厂子最后不全部变成了公家的？”
这倒是事实，张芳芬经历过那个年代，当然耳闻目睹，可是她想象不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八十年代的再次公私合营完全是逆袭，最后绝大多数的厂子完全变成了私人的。
“时代不一样了，国家在进步，也意识到大锅饭再也吃不下去，以后的小厂、小店绝大多数是私人经营。
我家用不着做出头椽子，主动挂上公家的牌子，是为了避祸，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要是挂上公家的牌子，产业被人家收走了咋办呢？”
“不会的，现在的政府再也不会随意没收任何人的财产。”
“公家派来干部，我家再也做不了主那也不行啊！”
“所以我们要在挂上集体牌子前谈好条件，自主经营是底线。”
“公家给牌子却做不了主，有可能吗？人家图什么？”
“政绩、就业岗位，还有点管理费。妈妈，你没瞧见满大街的待业青年啊？国家要安排这许多人工作，压力大着呢。”
“也是，反正房子都租了，就听你的，咱们试试看吧！”
“五表姐又来信了，她说‘双肩包’好卖得很，问能不能多送些货过去，她认为反正是自己家做的，干嘛不多找些人多做些？”
徐若男申请做个体户买卖服装、箱包真的很容易，也有可能沪城的工作效率要比其他地方高的缘故。
报告到了街道办，当天就批了，因为黄锦兰家有两个待业青年，本来就属于扶持就业的家庭。
街道办主任还帮着打电话联系工商所，指点徐若男该怎么办手续，半个月时间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徐若男暂时没有雇人，都是自己打理生意，她暂时没法也不敢去南方进货，都是从自由市场的二道贩子手里批发。
第一次进货时，黄锦兰带着徐胜男自始至终陪着五丫头。
有了黄锦兰这个老商业在一旁盯着，二道贩子还就真不敢欺负人，给的货还算地道，价格也公道。
虽然货物已经最少过了两道手差价不大，但是好在徐胜男租下的是个三十几平方米的铺子，买东西的人信任度高一些，她的生意还算好做。
黄瀚临走时就特意叮嘱徐若男放开手脚，店面不能小，市口不能差，用不着担心扎堆，街面上的服装店越多越好。
并且表态起步阶段用不着怕亏本，本钱不够时，再给她出四千块都不成问题。
有了这个承诺就是坚强的后盾。
沪城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店面房的价值一直在飙升，租金越来越贵。
徐若男舍得出一年一千二百块的高额租金，服装店的位置不错。
沪城职工的平均工资一年也就是五六百块，这房租相当于两个职工一年的总收入，确实不低。
舍得投入才能得到回报，徐若男下对了第一步琪。
第一个月抛去房租、费用和她的工资赚了接近一百块，写来的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喜悦。
这一次来信已经不仅仅是流露出喜悦了，而是有了豪情壮志，居然要求舅母扩大“双肩包”的生产。
因为她卖出两百只“双肩包”就赚了六百块的差价，这个月的纯利润将要达到七百多块。
赚着钱了的徐若男胆子大了许多，她已经雇佣了一个女孩子帮忙，基本工资给四十块钱，生意做得好发奖金。
这个才十七岁的女孩子叫周继红，原本是来沪城做小保姆的，这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妹子进城打工的首选。
谁知主人家挑剔，嫌这嫌那，她只干了一个月人家就不要她做了。
她六神无主地缩在墙角抹眼泪时，正巧被回家的徐若男瞧见了。
徐若男本性善良，问清楚了小姑娘的情况后把她领回了家洗脸吃饭。
现在这个女孩子不仅仅做营业员，晚上还睡在店里。
她喜欢做营业员，心情好着呢，每天都乐滋滋面对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