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毛球事件”，我听到“黑金山”就是在“毛球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那一年对于我姥儿家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家里有大半成员都奔波外。
先是我老舅入伍，去到了内蒙与黑龙江交界的一片刚被大兴安岭火灾肆虐过的土地；然后，我姥爷和我大舅被单位指派到广州工作一年；紧接着，就是我姥家的老房子动迁。那时候厂里的单位都会帮职工解决临时安置房的问题，我姥儿家便被安排在大西门外，一间电缆厂销售门市部的阁楼里。
大西门，又称怀远门，建于明天聪年间，是盛京八门之一。据说古时大西门外曾经是处斩犯人的法场，凡处决死囚必定由此门而出，所以又被称之为“鬼门关”。老人们有一句很解恨的骂人话——“你个出了大西门的”，跟老北京“上鹤年堂买刀伤药”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早年间大西城门上有六个小孔，其它七门则没有，遂有“鬼门六眼”之谈。直到现在朋友间相互抬杠也常说：“看你一副鬼眉溜眼儿的样子”就是“鬼门六眼”的谐音。
我姥儿家住的这间阁楼，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一条长长的木楼梯，楼梯口处挂着一只装着楼上住户电表和电闸的变电箱。变电箱的门早已不知所踪，只剩下一个锈迹斑驳的破铁盒子。
阁楼上住了七八家，都是被临时安置到这里的，没有一家坐地户。我姥儿和我老姨住在楼梯把头第一间，现在我对其他的邻居没有什么回忆了，只能记得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孤身一人住在最里边的哑巴，姓什么我早忘了。听大人说聋哑人有天聋地哑之分，这个哑巴是由于小时候受过伤才不能说话的，但他并不聋。每次见到他我都会很有礼貌的叫哑巴叔叔，而不像别人家的淘气孩子一样围着他哑哑的讨嫌，所以他看到我总是笑眯眯的摸我头。哑巴白天是电缆厂的临时工，在锅炉房里干一些打杂的活，每到傍晚还会推着倒骑驴出去买菜。记得那年夏天，他在一筐韭菜里找到了一只小青蛙送给我，我欢天喜地的把青蛙拿回家装在一个罐头瓶里养着，没事儿还让我爸出去捉蜻蜓喂，可一个礼拜之后青蛙居然从罐头瓶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我家的一个悬案。
另一位是和奶奶住在我姥儿家隔壁的小男孩，比我小两岁，叫小宇。他特别的聪明，在外面的时候什么淘气捣蛋的事都敢干，回到家却能立马变成乖宝宝。他家比我姥儿家搬去的早，所以对大西门一带很熟悉，经常带着我一起出去玩。
最后一位是个非常漂亮的阿姨，姓薄。薄姨并不住在这里，她在楼下的门市部上班。她对我特别的好，我也十分喜欢屁颠屁颠的跟着她。后来有人提议让我认她当干妈，可我妈死活不同意，总觉得我有亲妈就不应该再认干妈。
当然这些都是闲话，咱们言归正传。我要说的事情发生在冬季，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妈带着我来到我姥儿家，我门都没进就跟小宇出去野了。我们玩的这一带都属于电缆厂的地头，厂子规模不算小，除了这趟阁楼和门市部挨着大马路以外，后面是一大片平房居民区，住的多是电缆厂职工。居民区再往后，是哑巴工作的锅炉房，我和小宇最喜欢去那里爬煤堆。过了锅炉房才是电缆厂厂区，离门市部少说也得有个百八十米远。
我和小宇一直在煤堆上玩到天擦黑才回家，一进门我就便觉得屋里大人们的气氛不对。我妈一把把我拽到身边，凶着脸喝斥道：“给我站好了！你说，你下午干啥去了？”
我特别害怕她的大眼珠子，可想来想去也没觉得自已犯什么错误，于是低着头胆怯的回答：“就和小宇上锅炉房玩去了……”
我妈不依不饶：“你现在去把小宇给我叫来，我问问他？”
虽然我年纪小，但知道不管有没有犯错，只要把小宇叫来肯定得跟我一块挨训。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小宇以后也不会再跟我一起玩了。于是我只好站在屋子中央，不说话的摇摇头。
我妈以为我心虚了，指着我厉声质问：“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偷着拉电闸玩去了？”
“啊？没有哇！我就和小宇在锅炉房煤堆上玩来的啊。”我无辜地辩解道。
我妈一看我不承认，火起来了：“你个小兔崽子还学会撒谎了？”做势就要打我。
我也真争气，咧开嘴就哭。直到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段往事，觉得我哭并不是因为怕我妈打，而是因为心里实在委屈。
我姥儿见我妈要动手，赶紧把她拦住，抱起我和声细语的说：“大光别哭了，你妈怕你过电。大光跟姥儿保证，以后再也不玩电了啊。”
我在我姥儿怀里哭得更厉害了，因为我认为最亲近的姥姥都不相信我，边哭还边呜呜的说：“我没拉电闸……我就是没拉电闸嘛……”
我妈看我哭，更来气了：“你还学会犟嘴了？好几个邻居都看见你拉电闸了。说你小嘎豆子个不够还搬个坛子踩着，你劲儿挺大呗？你长能耐了呗！”说着，伸手上我姥儿怀中想掐我。
我姥儿抱着我往后一闪，可灯突然啪的一声熄灭了，只有黄昏的夕阳从不大的窗户里照射进来，屋里显得那么幽暗。
我妈吓了一跳：“怎么又停电了？是不是你刚才给弄坏了？”
我姥抱着我劝：“小敏，你行了啊！刚才大光不在家的时候停电赖他拉电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