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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靖，你是说实行民二税法？”，在处理财政问题方面蒋校长真的不擅长，但不擅长不代表不重视，关乎天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事关两广统一之大局，把统一中国（当然还包括统治）视为己任的蒋校长如果说不重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远比一般人所想的重视得多。宋阳刚才的一番话更是在他心里敲响了警钟，国民政府，包括自己，在处理两广统一局都太狭隘了，从本质上还没有脱离一个省政府、省领*导的范畴，两广的关系以前一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现在广西归附的也不是广东省政府而是广州国民政府，自己现在也不是粤军参谋长、第一军军长而是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如果不能摆正位置不能站在一个纵览全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两广统一很可能就会蜕化成合并而不是归附了，这也是蒋校长所不能容忍的。
宋阳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番话对蒋校长的心态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蒋校长现在有种化羽飞升的感觉，目光渐渐由平视变成了俯瞰，同时也促使他定下了决心：两广统一不单单是广东、广西两个省的问题，是关乎将来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头等大事，两广统一必须是军队、政治、党务、财政各方面的彻底统一，统一方案必须做成将来处理其他各省问题一个可行标准，否则统一便是一纸空谈更将遗祸无穷。
摆正了心态，原本很头疼的问题现在似乎也变得了简单了，不是问题本身变得简单了，而是在他的眼里、心里变得简单了，“民二税法草案北洋政府实施得并不成功，这方面你有什么见解就说出来”。
“民二税法？”，宋阳怔了怔。他还真不知道这个什么民二税法草案，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这个国税、地税的分税制在蒋校长几人眼里也并不新鲜，因为当初北洋政府实施的就是这种分税制。在我国的税制发展史上，分税制思想的产生及方案的提出始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初步划分了国、地税收，产生了著名的民二税法草案，但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还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得以形成和完善的。其首脑人物就有宋阳的便宜大哥宋子文。蒋校长说北洋政府的分税制实施得并不成功也是有道理的，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部在初步明确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的范围、界限的基础上，颁布了《国家税法与地方税法草案》和《国家费目地方费目标准案》，即‘民二税法草案’。草案中的‘国家’是指中央政府，‘地方’则包含省县两级。这一税法草案‘系抄袭日本，日本系抄袭法国’。是‘法国、日本税法制度的化身’。
不管是日本的还是法国的，不管是抄袭还是学习，只要适合于中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自强自尊不是固步自封。西方国家财政的功能是以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经济为目标，其国地财政的划分也是从属于这几个根本目标的。而且一种合理的国地财政划分体制，其建立必须要有若干前提条件：稳定的社会条件；相对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政府必须真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比较规范的财政预决算制度，中央、省、县财政收入都要有合理的税源。其数额与支出不能相差过大等等。归根结底，国地财政体制的建立是为了追求效率和公平，追求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如果离开了这样的根本目标又缺少必要的前提条件，那么即使在形式上建立了这种制度，它也必定是被扭曲的。
北洋政府颁布民二税法草案及以此为基础的1914年修正案，虽然在税项的划分上仍偏重于中央一方，但其原本的设想应该说都是好的，只可惜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体制的形成、演变及其这一体制运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条件，不具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财政划分徒具形式，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宋阳知道分税制却不知有民二税法，在蒋校长、何应钦、陈立夫眼里并没觉得有什么好笑，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宋阳是在国外长大的，接触过这种先进的财税制度却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这很正常。蒋校长点点头拿起电话，“子文。请你过来一下”。
宋阳和陈立夫都暗松了一口气，知道蒋校长被他们说服了。而宋阳更知道说服了蒋校长对将来的国家统一有多么重要，‘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捧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浅，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这是李宗仁回顾两广统一过程时说过的一番话，虽然造成这种恶果的责任不全在蒋校长（罪魁祸首是宋子文，他认为以富统穷，富的要吃亏，因此不赞成彻底统一，只答应广西财政由广西自收自支，中央不过问），但最终吞下这颗苦果的却只能是他。情势所致，现在他宋阳只能追随蒋校长一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