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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苏牧很潇洒地闯世界去了，留下來收拾烂摊子的，永远是默默无闻的苏瑜。
如果你以为苏牧一走，会将所有的事情一并带走，那就大错特错了，江宁的局面也不可能美好到哪里去，说是烂摊子绝对不过分。
人常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苏牧是跑掉的和尚，苏府就是那座庙，苏瑜就是庙里的庙祝了。
苏牧轻易不见人，接待诸多求见者和拜访者的任务都落到了苏瑜的头上，即便他八面玲珑也分身乏术，被这段日子忙得焦头烂额，两脚不沾地。
再加上高慕侠也回京了，那些世家大族又活跃了起來，俨然将苏牧甚至于苏府，当成了高慕侠的代言人，即便苏瑜三番五次表明了立场，仍旧还是无法阻拦这些人的脚步。
而苏牧出海的这段时间里，朝堂上的变化也是峰回路转，别具戏剧性，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些世家豪族的眼光和能量。
因为朝堂上对江南局势终于做出了决议，堵不如疏，对于倭寇，若动用武力來剿灭，必定要劳民伤财雪上加霜，而且极有可能深陷泥潭。
所以朝廷决定，在江南小范围内试行，解除海禁，从根本上缓解沿海的危机，让供需过剩的江南商品有个好的出口，以减少沿海走私，从而达到消除倭寇的效果。
这也是剿灭变招抚的套路，只要开通海禁，江南世家豪族的货物能够卖出去，谁还会铤而走险去走私。谁还乐意勾结倭寇來祸害同胞。
非但如此，一旦开了海禁，这些世家豪族非但不会再勾结倭寇，反而会千方百计打击这些海上掠夺者，以保证商路的安全，这才是釜底抽薪的最佳政策。
然而大焱军事积弱，对战外敌更是罕有胜绩，朝廷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实施了许多年，突然要开海禁，官家也是迟疑犹豫了许久。
其实早在高慕侠南下治倭之初，赵劼就有了重开市舶司的想法，只是不断传回來的密奏都表明，世家豪族对江南的渗透和掌控已经到了骨子里，即便重开市舶司，也只能沦为世家豪族敛财的路子。
可这一次打击倭寇也让官家尝到了甜头，重要的并非缴获的那些战利品和金银财宝，而是从打击倭寇的胜利中，官家重新得到了百姓的呼声认可。
得民心者得天下，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还有什么比民心更值钱。
既然对待倭寇都能够由剿灭变招抚，为何对世家豪族就不可以宽容一些。起码这些世家豪族还能维护社会稳定，治理地方还要依仗这些大地主。
特别是大焱的特殊官制，地方官员都是临时工，经常出现刚刚熟悉民情就要被调任的尴尬状况，以致于官府对民间的掌控力越发衰弱。
这样的情势之下，其实地方的稳定，大部分都依靠世家大族和一些大地主來维持，这也是朝廷为何无法将世家豪族连根拔起的根本原因之一。
既然官家已经拍板，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虽然只是在江宁试点，但朝廷的大佬们都很清楚，只要这事儿办漂亮，试点自然会推广开來。
到时候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朝廷就不用寅吃卯粮，财政支出也不会捉襟见肘，更重要的是，朝廷有钱了，官家自然就开心了。
莫看市舶司只是试点，但这个衙门可是千金难买的重头，江南世家纷纷发动朝堂上的能量，极力争取市舶司的人选配置问題。
这个人选自是至关重要，官家也是考虑良多，这就是为何前面说世家豪族目光长远的原因了。
因为苏三句的兄长苏瑜，这个已经沦为苏府大总管的年轻人，出现在了市舶司的组建人员名单之中。
苏瑜与赵文裴刘质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对于每次科举只取两三百人的大焱朝廷而言，这样的人物毫无疑问是可堪大用的人才，只是大焱许多进士都沒能够官运长久，这就是大焱官制的问題了。
即便如此，苏瑜和赵文裴等人在杭州的所作所为，都进入了朝廷考察的视野之中。
当然了，市舶司是官家拍板的，人选上自然也要以官家的意见为主，而促使官家做出这种决定的，显然不是朝廷上的文武百官。
这些官员背后都站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巴不得整个市舶司都揽入手中，又怎么可能插入苏瑜这几个新丁。
官家甚至连苏瑜是谁都不知道，自然不可能自己查阅浩繁如烟的官员档案，从中慧眼识珠将苏瑜给挑出來。
之所以选择苏瑜，是太尉高俅的举荐，当然了高俅的意思，自然就是高慕侠的意思。
而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朝堂百官站出來提出异议之时，却有人站出來为苏瑜说话。
站出來说话的人不是朝廷官员，说话分量却极其重要，因为那是越王赵汉青的儿子赵文瑄，以及吴王之子赵汇端。
这两个都是毛头小子，刚刚抵达东京面圣不久，为何能够参与朝廷议论。他们又沒有实权在身，妄议朝政可是犯大忌的。
那是因为他们即将要总揽市舶司的大权。自然有权挑选一些自己中意的官员來协助自己办差。
沒错，除了越王和吴王的儿子，还有一直留在东京不之藩地的秦王之子也在名单之中。
这件事说起來也是让人郁闷气结，早先文武百官整日聒噪，奏折雪片一般飞，纷纷奏请官家过继宗王之子为储君，以固国本，官家对此早已心生不满。
赵劼虽然四十多了，但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