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年代，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的界限非常模糊。
普通百姓看来，宋述民就是个大老板，是响当当的容平市首富。而领导们眼中，宋述民只是多家国企的厂长，厂里的一切都属于国有资产。
没有谁对谁错，这是一笔糊涂账。
让我们来看看宋述民的履历吧，他这次已经二进宫了——
宋述民原是盛海市的下乡知青，因为和村里的姑娘结婚生子，没有选择返回原籍，留在乡镇做起了基层公务员，随即又办起了酿酒作坊，渐渐发展为小型酒厂。
1982年的时候，改革的春天出现“倒春寒”，省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本市。
当时全国都在抓“投机倒把”典型，工作组正愁不知道该抓谁，突然在市郊公路边远远看到宋家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小洋楼，外墙还贴着白色瓷砖，放在80年代初不啻于豪华大别墅。
于是工作组的同志说：“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肯定是资本家。”
一查果然如此，宋述民开办的酿酒作坊，非法占用本该供给国营酒厂的酒瓶，又非法购买本市粮站的粮食用于酿酒。虽然那些酒瓶和粮食都高价付了钱，但放在80年代初确实属于违法行为。
而且，酿酒作坊的雇工达到了12人，根据《资本论》划分的界限，雇工超过8人就属于资本家，存在“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现象。
宋述民因非法侵占国有资产、走资本主义路线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万幸，在监狱里只蹲了大半年，中央政策突然松动，宋述民由此提前出狱。
鉴于这次教训，宋述民不敢再住乡间小洋楼了，更不敢暴露自己的财富。为了合法经营，他只能把自己的酒厂挂靠在镇政府，性质由私人作坊转变为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
宋家的悲剧也因此埋下伏笔，酒厂虽然是自家创办的，但由于挂靠关系，属于集体所有制，根本没有清晰的股权划分，这是80年代特殊的历史产物。
大名鼎鼎的科龙和健力宝皆如此，股权不明带来无穷后患，最终科龙老总被迫辞职，而健力宝则在扯皮中衰败。
随着中央加快改革步伐，宋家的酒厂办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物价闯关失败，国家财政不景气，中央下令“名酒不上席”。宋家生产的白酒趁机拓展市场，并且获得市政府的支持，成为本地基层单位的招待用酒.
再借国营酒厂陷入三角债之机，宋述民到处活动奔走，终于把本市最大的国营酒厂给兼并了。
宋家不但兼并了国营酒厂，还顺带着兼并了市里的五金厂和塑料厂。
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儿，被兼并的五金厂和塑料厂都亏损严重。由于地处偏僻的大西南，想要拆卖都没人肯买，工厂地皮也没有任何开发价值，每年都需要宋述民从酒厂拿钱补窟窿。
当时全国都在这么搞，地方政府头疼于国企烂摊子，逮着一家明星企业就打包大赠送，或是进行联营，或是直接兼并。由于是乡镇企业兼并国营企业，都属于集体性质，上头还有厂x书记当管家婆，宋述民连开除一个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宋述民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要到更大的权力，把厂x书记架空之后，他成功将这两家国企扭亏为盈。
市政府一看高兴坏了，又把另外几家亏损国企扔给宋述民管理，甚至还想打造一个具有示范作用的地方大集团。
为了获得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宋述民只能照单全收，硬着头皮把那些亏损国企给接住。
其实，国企亏损不算什么，厂x书记乱插手也不算什么，最可怕的还是企业股权不明晰。
宋述民虽然掌管着多家企业，坐拥数亿资产，但他只是个大管家，没有一分钱归他私有——即便酒厂是他从无到有经营起来的。
前些年，沿海那边流行“量化改革”，开始实行股权分配，许多乡镇企业家由此成为真正的富翁。宋述民也想学着这么玩，但容平市地方偏僻，官员思维非常僵化，根本就不答应所谓的“量化改革”。
紧接着，宋述民又咨询了一位经济学家，想通过mbo方式来完成股权改造，结果还是被市政府给中途制止了。
宋述民终于选择铤而走险，他先是以创汇为借口前往新加坡，悄悄注册了一家公司并转移资产。接着，又以新加坡公司的名义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香港公司，再让人打着港商的旗号搞合资，借此来实现管理层的股份所有权。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市政府对从天而降的港资喜出望外。
谁知分赃不均，管理层有人觉得自己拿少了，直接一封举报信告到省里，宋述民很快就被“控制”起来。
宋述民的实际罪名是“侵吞国有资产”，但90年代自有其独特风格。为了避免打击企业家的改革积极性，这种情况一般随便判个受贿罪、贪污罪之类的，真正的罪名连提都不提，此类案例层出不穷。
宋述民其实太急躁了，他还年轻，只要再兢兢业业干几年，国企就会开始大规模改制。到时候根本不用他违规操作，地方官员为了改制政绩，必然会变着法的主动送他股份，2000年前后中国有大量暴富者都是这么发家的。
现在，宋述民已然成为阶下囚，他一手经营起来的酒厂也换了厂长，跟宋家再没有半毛钱关系。
……
在宋维扬的记忆中，自从父亲入狱之后，酒厂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