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睦江、徐睦河都曾经当过大周的官员，对封建朝廷的财政运作有一定了解，因此听徐睦江这么一提，徐睦河也很快反应过来：
“确实如此，咱们的财政为啥比朝廷好这么多？”
徐睦河现是自问一句，然后又自己沉思着自问自答道：
“咱们的田赋不高，我估计只有以前朝廷在江北田赋的半数，或者4成。”
“盐课？朝廷也收，而且比咱们收的狠，江南那边盐、酒、茶、香料都是专营，所有收入都是朝廷的。”
“嗯。似乎主要是因为咱们的工矿银行，还有商税两个方面比朝廷强得多。”
“确实如此不假，但还不止。”正事说完，徐世杨也不介意给自己老爹和大伯科普一下：“咱们确实是无徭役，轻农税。但仅就盐业一项，咱们采用晒盐法，产量就是江南煮盐法的二十倍以上，不用铁锅柴薪，人力所需只有三成，因此成本极低。”
“咱们产一斤盐，价格大概是江南朝廷的五十分之一，质量不低的情况下，咱们甚至可以抢占江南的私盐市场，因此不论产出多少都不怕卖不出去，利润虽然微薄但出量大得不得了，所以咱们的盐业纯利甚至不差朝廷分毫！”
如果大周不是还有盐引这种票据收入，齐王府在盐业方面获得的经济利益可能比江南朝廷还要多一些。
对于一个今年下半年才获得三省之地的地方政权来说，仅仅这一项收入就足够惊人了。
“另外吗……。”
徐世杨接着说道：
“咱家任命的官员，现在还没学会贪污呢。”
齐王府毕竟是个上升期的新生政权，如今的基层官吏或是新提拔上来的衙门新人，或是从部队中退下来的军士官，大家都很清楚以前的日子有多苦，因此也就对老百姓抱有一定同情心。
另外，正如徐世杨所说，封建社会那些老油子官吏用来剥削的各种手段，比如：大斗进小斗出、浮收、加征以及踢尖等等等等大大小小的方式，他们确实还不会用。
再比如说军粮、军饷的运输，在大周，账面上出的数，部队实收能够达到七成，那就说明这位负责转运的文官相当清廉。
而在齐省，账面上出数与实收数必须相等，负责转运的民工口粮另外计数，若是海运出了问题，损失部分粮饷，负责运输的文官必须提交详细报告，若是报告不通过，他就要承担责任。
因此，即使有人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剥削手段，齐王府政权越做越大的饼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比起冒风险贪污几斗粮食，体制内的升迁和福利更加吸引人。
没有层层剥削，或者说收税、运输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和贪污很少，齐省的税收效率相对来说自然要高很多。
当然，现在官吏们没用这些手段，不意味着以后他们不会用。虽然齐王、徐世杨、吏部、户部、刑部都要派人交叉审计，但要找漏洞，总是能找到的。
因此徐世杨在五年前开始，就逐渐推行新式的借贷记账法以及报表制度。
为了明确各级地方官员的经济指标，徐世杨在新的财务制度中特别强调了百分比的重要性。
再加上年初预算和年底总结，这些新的财会手段推行下来，齐王府和六部就能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经济数字，并以此作为标准进行监督。
新的财会制度给地方官员增加了很多工作量，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遇事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官在齐省是吃不开的，相反，比较接近与以前所谓干吏的事务官在齐王府麾下大行其道。
这些官员在年初需要编制、汇总本部门预算，并且与去年预算进行同期对比，如果预算增加比例较高，他们必须后附详细说明为什么增加预算？增加在哪个方面？增加预算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哪怕减少预算也要附带同样格式的说明。
然后到年底总结的时候，官员们还要上报报表和类似的说明：年初编制的预算是否达成了目的？相较于年初计划实现了百分之多少？如果没有完全达到计划，原因是什么？什么地方没做好？如果超出计划，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这个因素能否在新一年度发扬光大？
这些较为近代化的财务管理制度，对齐省政权的经济健康发展有很大助益，也十分利于各部门交叉监督。
“总之，就是这样。”
徐世杨解释一大堆近代财物制度，然后总结道：
“我们的工业使得单位人口产出同比较高，我们的财务制度使得不必要的过程消耗很少，及开源，又节流，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好？”
“有些道理。”徐睦江、徐睦河一起点点头——虽然他们听得其实有些蒙圈，不过似乎真的有道理啊？
“总之呢，户部要把新的财务制度推行下去，今后还要有新的海关进出口制度以及新的税务制度，现有财务制度也只是试运行，还得有很长时间的完善期，之后也还要年年微调改进。”
“这么麻烦啊……。”
“父亲，治国不能怕麻烦。”
这话徐睦河特别爱听。
……
实际上，徐世杨对他的父亲和大伯说的废话太多了，齐省经济方面的优势就是一个半工业化的近代政权对周围其他势力全面压制的结果而已。
齐省现在可以从蒙兀人那里得到廉价羊毛、牛羊皮和马匹；从高丽人得到廉价人力、木材、矿藏、粮食；从江南得到廉价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