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自己的大哥商议好俘虏买卖的生意后，徐世杨跟在徐世松后面，一起走进了徐家第一屯的大门。
本质上来说，江北地区的大部分坞堡建筑格局都大差不差——依靠厚实的夯土墙来抵御外敌，把所有堡民，连同堡主以及仓库、水井等重要建筑物都围在里面。
与十五屯略有不同的是，第一屯作为徐家的核心，围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建筑物：宗祠。
当然，形势所迫，现在江北的宗祠与江南略有不同，除了祭祖的功效外，这种青砖巨石垒成的“奢华”建筑还具备很强的防御功能，并且兼任整个徐家的指挥部之类的任务。
每年秋收，鞑子掠袭过后，落雪前的这段时间，徐家男丁和重要门客都会聚集在这里，对过去一年做一个总结，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年度做些打算。
目前看起来，这种年度会议，可能也就自诩诗书传家，两位老爷有为官经验的徐家能始终坚持下来。
徐世杨自己，在前世是非常讨厌开会的，但在这一世，他反而觉得这种年度会议对家族今后的发展很有好处。
实际上，江北地区的坞堡，最大规模的也不过千余人口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人口过多，就需要更大规模的耕地，但如果耕地距离坞堡围墙太远，在遇到袭击的时候，边缘地区耕种的村民根本来不及逃回坞堡。
而现在这世道，针对村民的袭击实在是太频繁了。
鞑子和大股流民其实还好说，前者也不是每年都来，他们在辽东有自己的战争要打，而且每次入关，基本都是挑着秋高马肥的季节，要避开其实不算特别难。
后者的情况也差不多，汉人的民族特性就是，如果能够安稳的生活，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当什么流民。
如果给他们1、2年的和平时光，流民其实更喜欢在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原地区开荒耕种，而不是到处劫掠。
最让人头疼的，其实是永远都剿不完的土匪、强盗。
大周朝在齐省还有权威的时候，齐省西南山区的盗匪就很猖獗，莒州深受其害。
大周在江北的统治崩溃后，得到了流民，溃兵，地痞流氓的不断补充后，盗匪迅速成长为坞堡最大的威胁。
除非有鞑子或者大股流民过境，其他时候，都是盗匪们“狩猎”的时间。
任何在得到预警后无法迅速躲入坞堡的人，都是盗匪的猎物，于是坞堡也失去了耕种距离围墙太远土地的可能性。
在这种非常现实的威胁下，如今江北地区的坞堡，如果人口太多，就必须想办法找一块新的土地，迅速建起新的围墙，然后再开垦周围的土地。
而新的坞堡，因为距离和路上的威胁，与本家的联系会变得非常薄弱，家族任命的坞堡堡主，在自己的村子里几乎就是土皇帝一类的存在，对村里人完全生杀予夺。
这种人对本家的义务也并不大，如果是外姓人，还得每年向本家老爷支付一定数额的粮食和布匹作为“租税”。
如果是同姓的堡主，比如徐世杨，干脆连这笔“租税”都省了，完全可以一文钱都不给本家，彻底自负盈亏。
当然，遇到大问题，也别指望本家支援就是了。
这种程度的封建，在前世中国历史上非常少见，倒是跟西欧那边的中世纪社会很像。
这样做的好处是：较小型的堡垒很容易把自己围成一只刺猬，而且即使攻破围墙，收获也很可能不足，容易让最危险的敌人——关外的鞑子们，觉得攻堡是得不偿失的举动，与其浪费力气，冒着危险攻打厚实的土墙，不如拿着坞堡上贡的粮食女子离开。
这样等到下次来的时候，还可以再收获一波，就像对待牛羊果树一样。
因此，除非没能及时发现鞑子，让他们直接找机会冲进坞堡，或者鞑子穷疯了一定要破几个村子，否则，只要堡主老老实实上贡，双方一般都会相安无事。
而这种把鸡蛋分散在小篮子里的做法，坏处同样十分明显——永远别想拧成一股绳，形成独立的大势力。
清剿盗匪、吸纳流民、开拓土地，训练一支能与鞑子对抗的强军这类耗费巨大的工作全都遥不可及。
所有坞堡也就只能忍受着鞑子、大股流民和盗匪的轮番洗劫，一年又一年。
徐世杨的父辈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徐家下属的15个坞堡，不论堡主是徐家人还是外姓人，都要参加在徐家宗祠举办的年度会议。
会议可以加强徐家在十五个坞堡里的统治地位，解决一些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解决的麻烦，并协调各个坞堡之间的物资和人力。
徐世杨觉得，自家之所以能拥有15个坞堡，成为整个莒州地区最大的地方家族势力，除了一开始打下的基础雄厚以外，这种年会制度也算居功甚伟。
在徐家，即使是外姓堡主，离心离德的速度都比别家本姓人慢，更别说徐姓核心成员了。
徐世杨觉得，本家力量的团结，对他今后的计划和野心非常有利。
当然，更现实的好处是，徐家的堡主，即使是他这种尚未成年的半丁，也能迅速在坞堡中站稳脚跟。
另外就是，这种家族会议召开的时候，每个与会的堡主，都会带不少护卫和劳力，这会在第一屯形成一个小小的集市。
徐世杨可以在这里，用他多余的财富，以物易物，换取一些急需的物资。
比如今年，徐世杨从鞑子那里缴获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