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张纮在还吴迎家的路上病故。临终之时，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纮反复告戒孙权“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信中的言语同名闻天下的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士。他早年十分好学，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同琅邪赵昱、东海王朗等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弱冠之时被州郡察举为孝廉，但是张昭并没有接受，反而和王朗等人一起公开讨论君王避讳的事情，并和当时的汝南主簿应劭展开笔墨之争，得到州里名士陈琳等人的称赞，由此名气大振。
徐州刺史陶谦举荐张昭为茂才，张昭还是不去，陶谦以为张昭是看不起自己，一气之下就把张昭给抓了起来，幸好由于赵昱等人的极力营救，张昭才得以释放。但是直到张昭被孙策纳入麾下的十几年时间，张昭一直是隐身于山野之间，并没有在仕途方面进行发展。这和当时纷乱的局势及清流名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昭的性格应该说已经基本定型。这就是：“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这种性格对于张昭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历史上张昭投奔孙策后，孙策委以重任，张昭如鱼得水，殚尽竭虑，为孙策迅速稳定江东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孙策死后，作为托孤的重臣，张昭却没有得到孙权的重用，逐渐走了下坡路。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张昭在类似于赤壁之战等几个重大事件上判断失误，失去了孙权的信任，最后张昭游离在东吴政权的核心层之外。
张昭虽然在战略方面的水平欠佳，但是在其它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如把他用好，绝对是一个得力的重臣。
午后，周瑜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秣陵城的外围，秣陵城那高大的城墙已经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