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魔都）人，明朝后期大臣，著名书画家。
在古代，因为犯了罪被抄家的大臣可不在少数，可那都是皇帝下的命令。
董其昌身为明朝后期的大臣，他也被抄了一次家，不过他比较倒霉，抄他家的，是老百姓。
史称“民抄董宦”。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本名叫《黑白传》的书，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六十岁出头的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绿英，他的二个儿子董祖常带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
不久，董其昌因为在担任考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的一户大户人家，便趁势收买了说书艺人钱二，令其到处说唱这个编出来的故事。
董其昌知道后，大怒之下，追究到了生员范昶身上。
但范昶并不承认，而且还跑到城隍庙里起誓，为自己辩白。
也不知是范昶自己做了亏心事心里犯虚害怕，还是事有凑巧，不久范昶暴病而亡。
范母认为，反正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
于是，她便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
董家当然也有理不让，对这种非法侵宅的行为进行回击，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
范家儿子上纲上线，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一场群众由董其昌的冤家鼓动的抄家运动对董其昌的宅地进行了洗劫，并以榜文鼓动道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
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
……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日，这些人飞章投揭布满街衢。
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
十六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著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
可怜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民抄董宦事实》），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十九日，乱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围绕“民抄董宦”这个事件，究竟是“民抄”还是“士抄”的争论，学术界历来悬而未决。
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董其昌其实是为名所累。
迄今令董其昌饱受非议的恶评，大多数多来源于两个来自民间的匿名传说写本《民抄董宦事实》和《黑白传》。
其作者，最大的可能是来源于董其昌的仇家。
这两个坊间传说，对董其昌的生平留下了太多的微词，但它们终究与史实相差甚远，历来为史家和学者所质疑。
明末政界言官寻衅、党派相攻无所不用其极，在历史上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真的像传本所说的那样不堪，董其昌是难于立足于明朝的官场之上的。
而且，“民抄董宦”这个传说，在清初官修《明史·董其昌传》时，经过考证之后，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平反。
尽管在后世被平反了，但当时的董其昌却因为这件事，可谓是狼狈至极，四处奔逃避难，惶惶如丧家之犬。
真是应了一句话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向南从头到尾仔细地查看了一遍董其昌的这幅《青山红树图》立轴画，心里面已经有了修复方案。
他抬头看了一眼康正勇，随口问道“青绿山水画，如果要清洗的话，应该用什么方法？”
康正勇虽然上手修复过不少古画了，但青绿山水画，还真没有修复过。
但没有修复过，不代表他不知道怎么修复。
此时听到老师问起，康正勇立刻回答道“空淋法。”
说完之后，感觉回答得有些简单了，于是他又补充道，“青绿山水画，因为使用的是矿物颜料，年代久远之后，画面上的颜料很容易脱落。”
“因此，在清洗之前，还应该画芯之上容易脱落的颜料上，涂刷一层淡胶水，之后再用’空淋法’清洗画芯。”
“嗯。”
向南点了点头，没再作声，而是开始直接上手。
实际上，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向南在古书画修复工艺上，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一般情况下，已经很少有难题能够将他难住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向南在古书画修复一道，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等着他和其他古书画修复专家去解决。
比如，大尺幅古书画的修复问题。
再比如，那些失传的修复绝技如何再现的问题。
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对于文物修复的帮助却是微乎其微。
众多高科技产品，最多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最核心的修复部分，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
而人工，却是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