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湖南道行营的捷报传回东京,时间已经到了显德十年的三月底。
当然,像快讯啊号外啊之类的战报,从湖湘传回东京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譬如湖南道行营前军战棹部队于二月底轻取岳州,郭炜在三月初七就知道了;而湖南道行营马步军于三月初五攻克朗州,生获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郭炜在三月十二也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但是湖南道行营底定湖湘可不是占领了岳州、朗州就算完了的,事后真正的手尾还有很多,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写全面的捷报的。
湖南道行营占领另外一个大城潭州的时间并不算晚,因为杨师璠回师朗州,把当地的乡兵都给带走了,扔给湖南道行营前军战棹都指挥使楚白的潭州整个就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因此楚白只需要率领自己的部下开进城就行了。
但是湖南道行营在劝降杨师璠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
杨师璠是在三月初一的夜间率军离开潭州的,当朗州城落入湖南道行营掌握的时候,杨师璠率军赶到了益阳与朗州之间的沧浪水,距离朗州城只有一天半的路程。在获悉朗州城失陷以后,杨师璠又转身向潭州回缩,结果此时楚白已经占领了潭州,迫使杨师璠只能停在益阳进退不得。
根据郭炜制定的武平军攻略指导原则,有希望迫降的一律首先进行劝降,杨师璠所部已经被湖南道行营的主力和战棹部队左右夹击,除了在益阳负隅顽抗,就只能向南窜入群山之中了,正是劝降的好机会。
周军攻打朗州城的那天,柴贵率军堵住周保权并且生获之的好处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杨师璠是周行逢的老臣子,周家的姻亲,有周保权来出面说降,把握无疑要大得多。
果不其然,双方经过一番往还,在确认周保权的安全无虞,并且全军都得到了安全保证之后,杨师璠率军归顺,湖湘之地至此再无有组织的抵抗。
直到这个时候,湖南道行营的任务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慕容延钊和李崇矩这才能够开始草拟捷报,对整个湖南战役做一个全面详细的总结。
而且这份捷报还是随着周保权一起抵达东京的,所以才会来得这么晚。
周保权抵京,有些大臣是主张要搞一个献俘仪式的,不过被郭炜给否了,明面上的理由么,是因为武平军一直是向朝廷称藩的,就从来没有叛变过,不好算作敌国,所以周保权也是臣子而不是敌酋,朝廷削藩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赴阙的藩镇当作俘虏处理。
这样的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而且确实会有宣示天下的效果,只是郭炜内心真正的想法不太方便公之于众罢了——如果拿下个武平军也要大肆献俘一番,那以后可有得累的了,虽然郭炜承认作为皇帝有礼仪摆设的基本功能,但是他实在是不愿意被围观,如无必要,能免则免。
将周保权献俘当然就是属于“无必要”的范畴了,这种小胜无足挂齿,再怎么搞盛大的仪式也没有太多的振奋人心效果,反而有劳民伤财之嫌。
至于郭炜在私底下是怎么一个兴奋劲,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提刀独立顾八荒……夸张了夸张了,应该是濯足洞庭望八荒,这下子可算是在南方狠狠地打下了一个楔子,把南唐、南汉和后蜀给隔开了,还和南汉接上壤了,以后就是想欺负谁就欺负谁,搓圆搓扁随我所愿……”
广政殿上,郭炜看着湖南道行营的捷报和地图,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并灭南平和武平军的胜利完全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按照作战计划走的,全程可控,胜利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是这个胜利造成的战略态势相当可喜。
另外,因为郭炜的提前预防、反复告诫,有两件曾经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一个是湖南道行营主帅和监军的矛盾没有走到形同水火誓不两立的地步,一个就是朗州军民没有提前逃散以至于一段时期清剿不定。
当然,监军和主帅那是天然就有矛盾的,如果没有矛盾的话,皇帝本人反倒是要不放心了,不过在郭炜所知的那段历史中,湖南之战爆发的矛盾特别激烈,这是和赵匡胤派去监军的李处耘的行事作风密切相关的。
郭炜派去监军的是性格和李处耘大不一样的李崇矩,而且在临行之前还反复告诫过,因此这一回没有出大问题。当然小问题也还是有的,毕竟慕容延钊及其手下仍然不脱骄兵悍将的习气,李崇矩要严格执行军纪,防止乱兵在当地激起民愤,就多少会和慕容延钊有冲突的,好在他比较讲究方式方法,抓到违反军律的慕容延钊亲近人会交给慕容延钊去处置。
其实郭炜在之前一直担心的第二个问题也和李处耘的做法有关。
在郭炜所知的那段历史中,朗州军民之所以不守城就逃散了,那是因为李处耘在前面作战的时候抓到武平军的俘虏以后,曾经用命令部下吃俘虏人肉的方式来恐吓武平军,结果朗州军民确实是恐慌了,但是也仇恨了。朗州军民因恐慌而逃散,朗州是易取了,连攻城都不需要,但是朗州也因此而难治了,逃亡的汪端一度能够召集旧部寇略四方,就是因为仇恨后遗症。
而在郭炜的关照下,周军这一次进攻朗州就是稳扎稳打,宁愿用正兵攻城,同时看住了朗州四门,不使武平军主要首领逃脱,最终生获周保权,俘斩张从富、汪端,迫降杨师璠,武平军的那些士卒现在还在等待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