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郭炜的预期，他始终等待着的这份表章随后就到了，显德九年的十一月底，武平军节度使周保权以衡州刺史张文表举兵叛乱一事，乞师于朝廷。
周保权的乞师表章到达东京的时间，比起张文表求潭州留后的表章晚了有十来天，这却是相当正常的。
在张文表这边，他从衡州兴师刚刚攻下了潭州，即派遣使者驰奏东京，就指望着及早获得朝廷的正式名分，途中唯恐走得慢了。
而在朗州那边呢，虽然有周行逢临终之前的百般叮嘱，可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准确地预计到张文表的叛乱，等到知潭州留后廖简战死，潭州失陷于叛军，然后纷乱的败兵把消息带到朗州，这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十多天——廖简太轻视张文表了，不光是只顾着饮宴而没有发兵出城拒战，甚至都没有派人向朗州报讯，而杂乱的败兵跑回朗州的速度可是根本不能和驿传相比的。
接踵而至的是南平的使者。周保权在获悉张文表叛乱之后，果然是遵照周行逢的遗命，一边让亲卫指挥使杨师璠率军往潭州方向抵御张文表军，一边派使者到东京向朝廷乞师，同时还向就近的南平求援，南平在接到周保权的求援信之后自然也就向东京派来了使者。
只不过南平的使者带来的却不只是武平军内乱的消息，当然，另外的这个消息还是在郭炜的意料之中。
显德九年的十一月二十，检校太尉、荆南节度使高保勖病故于江陵，临终的时候以自己的兄长前荆南节度使、赠太尉南平王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为荆南节度副使，权知荆南军府事。
处理周保权求援信的，其实是南平当时实际主政的高继冲，到东京给朝廷报讯的使者自然也是高继冲派出来的，这个使者除了向朝廷报告武平军的内乱之外，更重要的任务还是报丧，然后等待朝廷对高保勖的封赠和对高继冲继位的确认。
有了周保权向朝廷乞师的表章，而且位于武平军北面的南平也知道这件事情，朝廷向武平军出兵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枢密院军咨部运筹司准备的军事计划终于可以启动。
当然，这份军事计划在进入实施阶段以前，还需要得到两府的批准，这是朝廷的体制所限，皇帝其实是不能独裁的，即使郭炜如今的权力威望已经赶得上高平之战以后的郭荣，和通常的开国皇帝差距都不大了。郭炜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威望压服宰相和枢密使，让他们都顺从自己的意志，但是在体制上而言，出兵终究还是需要两府的同意。
“前番衡州刺史张文表具表京师，以知潭州留后廖某作乱，被张文表出兵讨平，张文表以此向朝廷请潭州留后一职。现在朗州周保权却说是张文表兴兵作乱，不光是窃据了衡州、潭州，还意图引兵再攻朗州，欲尽灭周氏，周保权由此向朝廷乞师，请朝廷出兵平定并且作出公断。朕看荆南高继冲的表章，却是周保权之言属实，众卿以为朝廷应该如何处断啊？”
滋德殿中君臣济济一堂，几个宰相和枢密使，还有三司以及枢密院具体部门的官员，加上三大禁军军司的主官，把滋德殿御座的左右给围得满满登登的。自从商议北伐幽蓟的朝议之后，滋德殿中第一次集中了这么多的大臣，都快要赶得上崇元殿朝会和广政殿内殿起居日的规模了。
郭炜其实很想直接把自己的意图给摆出来，不过他也知道，要是自己在一开头就定下了调子的话，以自己这一年多以来形成的威势，群臣之中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当着众人的面提出异议，那样就会在实质上造成自己的独断专行。
虽然独断专行是很爽的事情，而且仅就当前的这件事而言，郭炜也有相当大的把握，即使自己独断专行也并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朝议的习惯一旦形成，影响的可不会仅仅是今天的这一件事。一人计短两人计长，郭炜心知自己不能够一直依赖着穿越者的先知能力吃饭，尤其是在自己对时势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将来有很多事未必会按照自己记忆当中的剧本那样演出，因此集思广益才是正道，不能在朝议中形成皇帝独断专行的习惯。
而且让群臣先发表意见，除了明确各人实际的观点看法以外，还可以让郭炜结合自己的认知对群臣的执政能力作出更加细致的判断。
“今年遭遇春夏连旱，各地仓储多用于赈灾，百姓亟待休养生息，朝廷此时实在不宜动兵。武平军自刘言以来对朝廷执礼甚恭，丝、茶等土产贡奉不断，故汝南郡王更是下抚百姓上奉朝廷，对于周保权，朝廷自然是不能弃之不顾的，否则有损朝廷声望。只是那张文表也算识大体，据有潭州以后就奉表于朝廷，所以朝廷对双方一视同仁即可。”
首先发言的是守司徒、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范质，他作为首相第一个出来说话倒是正常，只是他的主张太因循保守了：“为楚地百姓安堵计，可以遣中使赍诏洞庭，谕双方各自罢兵自守本境。如果张文表还想兼有朗州，朝廷可以命荆南发兵以助周保权，使其知难而退，臣料想衡州、潭州军力有限，有荆南之军相助，朗州自保应当无虞。”
这样的意见却是一点都不生疏，其实中原朝廷对那些自己不能实际控制的藩镇，一直都是采取这种策略——静观其变，事后追认。反正无论是谁最后胜出，也不外乎继续向朝廷称藩而已，倒是原先的藩镇如果在一场内乱中再一次分裂的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