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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兴十六年夏天，六月初的时候，长住在苏州，只是在每年十二月才去一趟应天府给女婿崇祯上皇祝寿，顺带着过个大年的过期国丈周奎，突然接到了仁寿宫的老太监带来的上皇口谕，命他即日赴老山宫觐见，不得延误！
这是什么状况？
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周奎周国丈被这突如其来的上皇口谕吓了一跳，这可是将近二十年来都没发生过的事情啊！
他这个上皇国丈兼皇帝外公，早在甲申之难那年就凉透了，别说朱慈烺这个外孙不待见他，连崇祯这个女婿和周后这个闺女都怨恨他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不肯带头捐输军饷，而且还带头破坏了募捐大计。所以到了江南后，就把他扔在了一边。
在跟随朱慈烺南下的那群亲鬼勋臣当中，他肯定是最凉的一个，连人人都有的应天府的房子或宅地，都没他一份，更别说在他的嘉定伯之前加上克难二字了。
好在周国丈本是苏州人士，在苏州府有家有业有田有产，也算是富甲一方。虽然不受女婿女儿外孙代价，也没人再送钱送物，甚至原本托庇其名下的田主也纷纷把田土赎回，被他侵占的官田军田也都归了原主。但是周奎毕竟还是皇亲国戚，还是上皇皇后的亲爹，是朱慈烺的亲外公。
只要朱慈烺不发话，谁也不敢把他老人家当猪宰了……天子恩威本就难料啊！谁知道哪天这个冷灶又燃起来了？
再说了，苏州这里不讨朱慈烺喜欢的人多了去了！朱慈烺本来就是北军制南绅的路数，用北方流亡的军事贵族压迫南方的地主富商出钱出力——这路子听着不好，但实行起来却很有效！
要不然还能怎么样？依靠东南士绅能行吗？没刀架在脖子上谁肯爽快掏钱？
当然了，朱慈烺也不来杀鸡取卵的一套。他是要放水养鱼，可持续搜刮的。
所以在剥夺东南士绅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同时，还非常注意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对于他们之前依靠特权取得的浮财，也是轻轻放过，基本上保全了他们的元气。
而这群失去了特权，同时又保住了元气的江南地主奸商（没有了特权，当然不再是真正的士绅），后来又撞上了崇祯末年一直到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高速期！
这可是个超级风口啊！外部环境是大航海时代，内部则有朱慈烺刺激工商，发展金融，放权地方——总结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三板斧，看着简单，但是效果可是刚刚的！
明朝从开国以来一直是抑商的路数，后来虽然放开了许多，但毕竟没有大张旗鼓的鼓励。所以奸商们发了财后就像往士绅堆里面挤，持续做大的并不多。
另外，因为士绅特权的存在，江南地区的农村始终卡在资本主义的门槛上，没法再进一步。
后世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农业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重要地位，但是身处17世纪，被一亿多快两亿人的吃饭问题所困扰的朱慈烺却太知道“食为天”的道理——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走资？
而且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材料主要口农业供应！棉花、丝绸、羊毛等等的生产，都会挤占粮食生产的土地！
而一个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原材料的富农或地主，其实也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将农业和工商业严格分离开的概念，大约也只有中国才有吧？），而是一个工商地主或富农了。
而在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江南，工商地主和工商富农从崇祯末年开始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了。
因为在这个时期，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作物提供了大量的需求，同时湖广、两淮、金瓯和静海等地出现的大农场又能为江南提供足够而且价廉的粮食供应。另外，番薯、土豆等外来作物的普及，也给东南农民提供了额外的廉价食物。
所以亦农亦商亦工的地主奸商，就开始粉墨登场了。
而周国丈居然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这位国丈不是干大事业的人，但绝对是个能理财的不义之人！
小气，精明，俭省，也有那么点背景，也有资本，而且一直就在悄悄做买卖。
所以在彻底失去政治特权后，他就很自然的转型经商了。
说是经商，其实是农工商兼营，只是以商业模式经营管理而已。
国丈的主业是桑田和养蚕，在崇祯末年就把苏州家里出租的土地收回，改稻为桑，一口气种了上万亩桑树，桑树起来后，又开始大规模养蚕和养羊（羊也吃桑叶）。
而且还不是瞎养，老头子在老山马场这边得了灵感，开始在自家的蚕房中选种，淘汰病弱，保留强壮。十几年下来，也打出了苏州国丈蚕的品牌！
在经营桑田成功后，老国丈又领着几个儿子开起了钱庄——所谓的钱庄其实就是小型银行。在海商行和盐商行成功后，许多大商人都发现这个行当来钱又多又快，所以就投入其中，大银行开不了，就办个小钱庄。
周国丈就办了个只在苏州地方上经营存贷汇（汇款得通过海盐二行的渠道，手续费和海盐二行分）业务的钱庄。
不用说了，肯定经营得不错了！
他连崇祯皇帝借钱都不肯，这钱庄的资产质量还能差？
所以到了洪兴十六年的时候，早就失去了大部分特权的周国丈居然比当年崇祯当权的时候更富有了……
这个因为自己的奋斗而发了大财的国丈，却比当年靠女婿发财的时候更“爱”崇祯上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