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彭亨：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
关于柔佛：
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
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在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关于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自为柔佛所侵，彼国有风声鹤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鱼之患。此扬帆者所以掉臂希顾也。
以上引文亦反映了动荡的政治形势对商业贸易的影响情况。
中国与马来群岛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推动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中国这一方面而言，就是通过这些联系，很早就对马来群岛的自然、人文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并载诸史册，这些今天都无例外地成了研究马来群岛古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除此之外，笔者在此特别要强调指出的，乃是历史上构成中国与马来群岛文化关系之最重要内容的宗教传播，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的中国僧侣。
佛教自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传后，在成为世界宗教之前，首先发展为亚洲宗教，以致今天在亚洲仍能看到一片片佛教沃土。佛教于公元l世纪传人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际迅速扩展到南北两地，得李唐盛世之推崇，则令其更为弘扬光大，此际中国佛教文化氛围之浓是历史仅见的，而赴海外追求佛教真理、真知则成了许多僧侣们的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与此同时，东南亚也迎来了印度化、佛教化时代，其结果是，在伊斯兰教开始传人之前，佛教（或印度教）在一些国家中，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崇。如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关系的丹丹、干陁利、狼牙修诸国，都曾表达过对南朝佛教的强烈向往，极赞其“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南朝的佛教信仰氛围，显然曾成为吸引诸国与之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亦可以说，佛教曾成为他们与中国在文化交往方面一度探讨最多的热衷话题。而与中国隋朝关系密切的赤土国，显然已是一个印度化、佛教化非常深刻的国度，“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有“婆罗门等数百人”，在接待隋使时，亦以婆罗门二人引路，并“奏天竺乐”。唐代僧人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卷1）则记载：郎迦戌（即狼牙修）、杜和钵底、临邑（林邑）诸国，“并悉尊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杜佑《通典》亦谓丹丹国，“其大臣八人，号日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其实，唐时东南亚一带堪称佛教文化传播重地的应属佛逝（即室利佛逝），不仅著名僧人义净一度于取经途中在此“经停六月，渐学声明”，回程时并存经“三藏五十余万颂”，其弟子贞固等4人，后也“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暂通”。此外，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6记载明代的彭亨，“俗尚怪，常刻木香为人，杀人血祭祷，祈福禳灾，喜供佛”。佛教似也开始为当地人所信仰。另据汪大渊《岛夷志略》，“（彭亨）风俗与丁家卢小异”，或许至明代，马来半岛东海岸一带亦开始有佛教传播。
中国佛教僧侣沿海路或随商船赴印度“求法”者，首先应提到晋代法显。法显于隆安三年（399年）由长安出发，取陆路，在外15年，回程搭商船，走海路，途中所经耶婆提国，据说就在东马砂拉越境内，或苏门答腊。法显《佛国记》提到该国“外道婆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