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道：“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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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左派和右派的恶意污蔑，爱因斯坦能够坦然面对。
对于“是什么”，1947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1955年2月11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2月16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3月2日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
1955年4月5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草稿寄给爱因斯坦，4月11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宣言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
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鲍威尔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不久之后，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和美国的鲍林也签了名。这12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之外，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宣言发表时，罗素曾将其副本分送给了美、苏、中、英、法、加等六国的政府首脑。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宣言就是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宝贵遗言：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由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同**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做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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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反对一切不正当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
……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者还是反对**的，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这个宣言发表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由美国大企业家赛勒斯·伊顿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