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说到：“他说过，我们这个民族，诞生在大洪水之后，那一天，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上。”他随后笑了笑：“当时我小，也只记得这些了。”
如果我那个梦是真实发生过的，那么，这个民族的传说就从那次大洪水开始，洪水以前的两个神画，只是祭师，或者说是梦中的我，对淹没前的记忆。如果那个梦是真实发生过的，为什么会在我梦中出现，在千万年之后，穿越如此遥远的时空？
巨大的秘密！
妍子也感受到神圣，她盯着第三幅画出神。离开时，她竟然对那幅画和画画的年轻人，分别鞠了一躬。
我们到访过的另一个村子，在竹林环绕的小山坡上，那里正赶上有老人去世。一群人在老人的灵前打跳，唱歌跳舞，犹如节日一般。这让妍子很不理解：这是喜事还是丧事？
我觉得这有庄子的遗风，鼓盆而歌。因为亲人离别了尘世的痛苦，有了声中，严肃而充满神圣的色彩，对生命的敬畏、对死亡的祝福。
我想起了莫言在《红高梁》中，主人公的娘去世时，主人公所唱给逝去母亲的歌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这种愿望和祝福，才是最深沉的爱，当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热泪盈眶。
在一个纳西族村子里，我们寻访到一个人家。家里当时有两个女主人，一个男人。在说明来意时，中年女主人把我们迎进了屋，屋内火塘边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中年女主人介绍，这是她母亲，我们赶快致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游历，我们知道，在纳西族人的家庭中，保留着许多母系氏族的习惯。母亲是最大的，父亲不管事，在过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在哪里，过去走婚的习俗，在今天已经不多了。冬天在火塘边最重要位置坐的，一定是个老太太，她是这个家最重要的家长。她礼貌地请我们坐下，让女儿给我们水喝。但她的话我们听不太懂，我们主要和她女儿交流。原来中年女主人还是有两个孩子的，都在丽江城里做事，现在家里就她们母女，还有孩子的舅舅。当我们到侧屋，看到孩子的舅舅时，他正在念经，只是简单地跟我们点点头，就继续他的功课了。
在丽江，有时女人的强悍是超过人们想象的，男人倒像是花瓶。有人说在过去很多年前，纳西族的男人一生只有七件事：琴棋书画烟酒茶。也许，你以为他们过得很幸福，其实不然，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甚至婚姻，都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如同旧社会中国内地的妇女。
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那个外国人，上世纪初来到丽江。他在路上看到一个情景：一个女人背着沉重的柴火，牵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外国人生气了，上去质问那个小伙子：你没风度，怎么叫女人如此辛劳、你一个男人还心安理得地骑在马上？谁知，他并未迎来妇女的赞赏，反而受到对方的责备：我才不愿意累着我的胖金哥呢！
厉害不厉害，纳西的女人，把男人当宠物养！
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至今保留有母系氏族传统的民族很多，这与他们生活的方式有关。从原始社会的形态来说，从母系到父系氏族的发展，是人类从采集为主向狩猎为主的社会表现。在云南，这个物产丰饶的地方，采集是可以养活人口的，而狩猎，在高原，在雪山，收获不多，成不了劳动生产的主流，妇女们擅长的采集，就成了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按基本原理，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所以，女人就有地位了。当然，在另一方面，除自然条件不利于狩猎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让男人的地位没有显现出来。第一，战争。云南山高坡陡、崎岖难行，部落之间的交流本来就少，大山与大河天然将部落隔离了，所以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就少，男人作为战士的作用体现的机会也就少了。第二，工具。在狩猎中，随着工具的发达，狩猎的成果也就大大增加。这里最主要的是金属尤其是铁器的发明和运用，这比中原地区晚得多，所以，当铁器传入云南大山时，已经进入了农业时代，狩猎朝代已经过去了。
男人的力量如果不体现在生产上，那么，最多当一个勇敢的花瓶。男人的艺术体现于文化，男人的力量体现在夜晚。
但是，另一个职务天然落在了男人身上：沟通神灵。男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宗教，因为最早的祭师，就是男人。
最早的祭师是男人，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确实没有过硬的证据，但我内心就是愿意承认这个结果，因为我的那个神秘的梦，我自由心证。
联想到我们内地，中华文明的传承方式也在渐渐消失，幸亏我们发明了伟大的汉字。中华文明是农耕的文明，对土地的崇拜，是因为我们太依赖它了。农耕文明中，土地耕作的田园，成了我们文化记忆中最主要的内容，在这种文明生存的人，朴素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耕读传家。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句话，虽然是在他对仕途失败时的自我安慰，但谁有能说他不是真正地爱丘山呢？田园牧歌的审美情趣，占据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价值核心，就连“山果居”，也是迎合这种需求而建的，当然还有今天的农家乐。
中国人刚刚进入工业化时代、刚刚接受商业文化的洗礼。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