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柳建议再积聚三年，然后大举伐蜀，郭默却笑他过于持重。
随即郭景道转向裴该，说我也研究过了昔日晋师伐吴之役——别以为就你许季祖读书多啊——发现跟今日的形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大的区别，自然就是三国鼎立已久，士人百姓各居其地，各保其主，所以吴、蜀之力比今天要强得太多。尤其东吴，孙皓之时都还有力量北侵，不象如今的江南，也就趁着苏峻造反冒过一回头，还被顺利给按了回去。
其次巴蜀既定，陆抗乃上奏吴主，使实西陵、建平之守，目的乃是为了拮抗长江上游。可是如今荆州方向却兵寡而力弱，尤其王敦还放了一个完全不通军事的王廙在那里——“倘若期以三岁，若王敦易以别将守荆襄，恐怕于我军不利啊。”
第三是建康方面的防御薄弱，不象当年孙吴主力都在东线。晋伐吴之时，西线的王濬于十二月份出成都，乘舟船东下，先与杜预夹击襄阳、武昌，三月而至建业；东线的王浑则是正月出师，却因为与张悌、沈莹等在江北激战，导致反落在王濬之后。而如今咱们若将主力放在东线，可以直抵江边，不必顾虑晋人北出。
当然啦，要防王敦从武昌乘船来援，因此——“可先使巢湖水师出濡须口，封堵王敦东援之路，则渡江破建康易也。建康若破，武昌安能独存啊？巴蜀之军，未必要临战场。”
裴该闻言，略略颔首，于是就问了：“巢湖水师，今可能用否？”
这属于军政范畴，理当由张敞回答。然而张敞曾任祖逖长史长达七年之久，为其统筹粮草物资，祖逖入职枢密使后，接替祖约任豫州刺史，今年年初才刚返回中朝，主掌兵部，于部中事务尚未理顺，因而被迫转过脸去，注目侍郎杨清。
杨清倒是长期负责兵部的器械、物资，跟随兵部从枢密省转去尚书省——根据新规定，兵部及下属各司主官，皆命文职，副官则文武皆可——事务娴熟，经验丰富，就此代替尚书回答道：“臣等有负陛下所托，巢湖水师，恐怕尚不敷用……”
他说一则国家用兵的重心，才刚转向南线，此前对水师的人员、物资补充不够，导致虽经数载，大小船只仍然不足百数，其中楼船仅仅三艘而已——估计是武昌水军的四分之一。其次是无论造船工匠，还是合格的水兵，都比较难以招募，因而即便加大投入，相信在三年之内，都很难在数量上、质量上，得与敌军相拮抗。
当然最重要的，是缺乏合格的水师将领，光靠那半吊子卫循，根本就不行啊——“卫因之督造战船、筹划物资，勉强可用，至于率师御敌，恐怕难当江南下将，况乎王敦啊？”
——王处仲虽然也是北人，终究他南下已经十来年了，独镇柴桑、武昌也有个五六年，该怎么打水仗，肯定早就练出来了呀。
“是故以臣等预判，今日之巢湖水师，用陛下所授大拍杆，或可出濡须口，抵挡武昌方面等量舟船，但若王敦倾军东下，恐怕难以阻遏三日，便将溃败……”
裴该闻言，微微一笑道：“卿之估判，仍嫌乐观了些。”
想当年曹操在玄武池训练水军，然后气势汹汹直下江南，打荆州主要靠的是陆军，以及刘表过世导致荆襄分裂，而轮到打东吴的时候，却仍被迫要启用蔡瑁等人统领的荆州水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池塘湖泊里的水文状况，跟大江大河可是截然不同的啊，就好比江河与海洋也不同，江船不能入海作战，则湖泊里练出来的水兵，又怎么跟正经江上水军交锋呢？
再者说了，虽然江南近十年来并无大规模水战，终究武昌水师纵横江上，调运物资、协助剿匪，经验是很丰富的；巢湖水师未经一战，纯属闭门造车，若是真在水面上遭逢了敌手，必致手足无措啊。
光在船上立些大拍杆就有用了吗？一则拍杆拉扯、转动不易，且难以取准，二则拍杆只能装备在大船上，而目前巢湖水师可装拍杆的楼船仅仅三艘……恐怕到时候拍杆最多凿穿敌军一两条舰船，而敌方水兵就已然汹涌登舷入舟了吧。
沉吟少倾后，裴该终于缓缓说道：“水上交锋，唯有陶士行可任……”华军中高级将领之中，也就只有陶侃有水战经验了吧，看起来必须得把他从益州调到巢湖去啊。
正如郭默所说，只要能够击败，或者哪怕仅仅是封堵、迟滞武昌舟师东援，华军主力便有望渡过长江，直逼建康城下，而是否要从巴蜀以大船临江，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巢湖作为水师基地，别无二选，不仅水面广阔，而且有濡须水可直通长江，只要能出濡须口，便可拦截柴桑、武昌方面的舟船东援。当然啦，你首先得拦得住，其次须防王敦先期派船堵住濡须口——最终还是打得赢打不赢的问题啊。
不管怎么说，巢湖都已经有一支成型的舰队了，巴蜀水师则还是纸上预案，则将陶侃调去，指挥长江中游的水上战斗，比他留在益州要有用得多。
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陶士行，也不可能凭空变出舟船来，更难招募到更多合格的水师将兵，无论造船还是练兵，皆非一朝一夕之功。难道真要如许柳所说，期以三岁，再伐江南吗？这时间也未免太久了一些啊。
看起来除了拍杆之外，还必须新“发明”些水战利器出来。
于是裴该便命诸臣退下，唯留杨清，对他说：“朕思水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