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卫策擒住孔苌的时候，孔苌恶狠狠地说：“来世还化悍贼大寇，好来搅扰汝家天下！”卫策听见“来世”二字，突然间就想起了佛图澄。
因为以中国的传统，是本无轮回转生之说的，碰上类似情况，顶多放狠话说“我化作厉鬼如何如何”。轮回这一概念，本出于印度古婆罗门教，后被佛教所吸收，佛教传入中土后，道教于南北朝时代也加以抄袭，才终于成为几乎全民都信奉——起码也知道——的迷信思想。
卫策此前也曾接触过释教，在洛阳时受人怂恿，去旁听过帛尸梨密多罗的讲道，对于轮回之说虽然不怎么感冒，起码有这个概念。因而听了孔苌之言，他猛然间就想起佛图澄来了，心说那老贼当日不在襄国围城之中，未知逃到哪里去了？终究曾是羯赵国师，我若能将之擒获，又是一件大功啊。
即遣人密访，隔数月后，终于在广宗逮住了佛图澄，并其弟子道安、竺法雅等，一并推入槛车，押送洛阳。槛车未到，其事先上奏朝廷，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洛阳因为有白马寺，这年月可以算是佛教在中土的大本营，所以洛阳城内士庶信佛的比例，隐为天下之冠，加上帛尸梨密多罗又早早地离开了江南，北归洛阳传教，遂使朝廷臣僚之中，不少人都站出来为佛图澄求情。他们的理由跟王羲之所言差不太多，佛图澄一个修道士，又不跟蜀中范长生那样自有田地、武装，则他对羯赵的政事能够产生多大作用啊？不应领受死罪吧。
再者说了，传闻佛图澄昔在襄国，也曾多次劝说石勒、石虎等少杀戮，则其于中国，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
裴嶷等人虽然不信佛，但也觉得杀一个和尚没什么必要，无以显示新朝的仁厚和德泽万方，因此建议将其逐出中原，赶回西域老家去吧。
裴该不置可否，只是说：“且先押来，候朕一见，再定处罚不迟。”
裴嶷等人听闻此言，倒有些慌了，纷纷谏阻，说陛下无须见此西僧。熊远在上奏中说得更明白，西来释教，善能蛊惑愚夫愚妇，虽然暂不为大患，但亦当防微杜渐——“昔楚王刘英好释而反，汉季又有笮融浴佛而乱徐州，陛下当引为殷鉴。”
无论道教还是佛教的盛行，其根由都是人们在乱世中看不清前途所在，故而寻找精神寄托罢了；而既然中原已定，华朝的大小臣工，除非从前就曾受其影响，否则不到垂垂老矣，害怕死之将至的时候，多半不会去信教——因为佛、道教义，很多方面跟儒教是有所冲突的啊。故而裴嶷、熊远等人觉得佛教不是什么好东西，愚昧乡俗信奉也就罢了，倘若天子亦受蛊惑，日益远儒而崇释，那可如何是好啊？
固然就裴该从前的表现来看，不但不信佛，亦不信道，所崇唯圣贤之言而已，但终究起家于徐州，而徐州历来就属于佛教的“重灾区”——其根由，就在熊远所说的“笮融浴佛”之事——岂可完全不受影响啊？
笮融乃是汉末豪强，被徐州刺史陶侃任命为下邳国相，并负责转运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秣至州治郯县。可谁想到笮融却扣下三郡物资，在下邳国内广修庙宇，导致四方佛教徒齐聚下邳，竟达五千户之多。且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日，笮国相还要举办“浴佛会”，布设饭食（那年月倒是还不讲吃斋）于路，耗费上亿钱，前来就食和围观的不下万余人。
陶侃在徐方不修刑政，遂至曹操大张挞伐（起码他给了曹操合适的借口），并且兵败如山倒，只能寄望于外来户刘备，不能不说，其中也有笮融的“功劳”，所以熊远才说笮融“浴佛而乱徐州”。
裴嶷南投之后，曾经在徐州呆过一段时间，熊孝文更曾任彭城国相，对于徐方民间相对浓厚的释教氛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么天子曾久据徐州，以之为逐鹿中原的根据地，若说他从没受过释教影响，可能性是不大的——若其不然，昔在河内，“舌粲莲花”那词儿是怎么脱口而出的？
石勒就因此而疑心裴该信佛，特遣竺法雅来劝说退兵，当时裴该确实听那和尚讲了不少的教义，观其表现，似乎并不以为然，但若说左耳进，右耳出，连一个字都没能听进去，绝对不加以考虑，又未必太过一厢情愿了吧。
故此群臣才反复劝谏，说您还是直接下命令吧，是杀是逐，我们都不反对，就是千万别见那老和尚为好。
裴该对此笑笑说：“卿言以释教善能蛊惑愚夫愚妇，乃以朕为愚夫乎？”他这一开口，当即便有御史站出来弹劾熊远犯了大不敬之罪，要求下狱论处。裴该不禁苦笑，心说既为天子，我这一言一行都会造成喏大的影响啊，岂可不慎之又慎……原奏驳回，却并不怪罪熊孝文。
等到佛图澄师徒进入洛阳城以后，裴嶷又请求觐见天子，备言城内愚民设香案迎候之事，说：“可见释教蛊惑人心，有伤国家之政，恳请陛下勿见图澄，并连吉友（帛尸梨密多罗）一概驱逐，戒令凉州，勿再允西僧入境。”
裴该什么宗教都不信，但相比本土道教来说，对于佛教反倒更有好感一些，因为西域僧东来传教，并不仅仅带来了佛教教义和迷信思想，也带来了西域乃至印度的明的发展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起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缺失的不少内容，就要靠印度哲学来补足。
所以他并不打算严禁佛教——估计也禁不住，精神鸦片对于苦难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