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重农轻商，并不是说没有商业经营的土壤，中国那么大，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倘若没有商贾往来转运，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只能勉强活命而已，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偌大的一个帝国。
所以商业从古早以前就开始发展了，“商”这个字，原本就是殷商的国名，据说商人善于买卖致富——他们的老祖宗王亥就是在贩牛卖羊过程中被有易氏谋害的——所以后世才会把这种经营称之为“商”。春秋战国之际有子贡、陶朱公、白圭，秦有吕不韦，汉有卓王孙——卓文君她爹——都是史载有名的豪商富贾。到了晋代，还有石崇。
石崇富甲天下，根据史书记载，他是靠在荆州刺史任上抢劫商贾，才积聚起了万贯家财，不过这种说法未必靠谱。应该说，石崇是靠抢劫淘到了第一桶金，其后他也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过一系列的商业活动，以钱生钱，这才治下了偌大的产业。
但是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管理手段却始终落后，要么根本就没法从商人手中获得什么税收，导致社会思潮普遍嫉商恨商——对国家毫无贡献的家伙却能够越来越富，换了谁都会不满啊——要么只能盘剥商贾，涸泽而渔。好比说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他出自商贾之家，却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帮忙武帝施行“算缗”和“告缗”，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很低的——石崇之类官商例外——这就导致了商业活动毫无风险承受能力，一遇兵燹，最先萎缩。商业的萎缩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衰败、庄园经济的兴盛——世家大户庄园中有耕有织，还有各类工匠，日常用品皆不假外求，要商贾没用啊——而在庄园林立的地区，又哪有官府权威、统一政令可言？
当然这么深刻的道理，就连裴该都只模模糊糊有点儿想法而已，熊远自然是瞧不透的。只是在士人阶层普遍轻视商业的前提下，这位熊相却能够想到以商致富，不管是不是有实际可操作性，他的眼光都可谓相当独到，值得叹赏了。
是不是因为他祖父本是石崇家奴，受到过耳染目濡，故此“家学”渊源呢？
裴该走了一天的路，本来有些累了，打算去休息了，忽听熊远谈论起商业来，不禁精神一振，起了兴致，于是微笑着教导熊孝文：“熊君，商业固然可以致富，然须有所产，斯能有商，今徐州有何特产，可以贩卖他乡啊？岭上树木，他郡国亦有，而徐州木匠，又无特技、远名，靠着贩卖些水产、器具，安能获利？且天下丧乱，百姓困穷，又拿什么来购买君的产出？”
熊远闻言，不禁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因商致富，进而恢复彭城国民生之事，他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而已——因为光靠种地、养蚕，彭城实在是富不起来——尚未筹思完备，正巧裴该到来，便腆着脸想要央求一笔启动资金。可是听裴该这么一说，貌似自己的想法完全是镜花水月，根本不现实啊，这可该怎么办才好？
但是裴该随即就说了：“熊君，若将铜、铁矿交付于君，可能为我经营么？”
要说徐州最重要的特产，那就只有铜、铁矿藏了，而且这是刚需——富人多攒铜器，商贾需要铜钱，穷人也需要铁制农具——只有把这两种矿产经营好了，彭城国才有富庶的可能。不过此前铜山、铁山都被裴该遣兵占据，牢牢捏在州府手中，熊远不敢开口讨要，没想到裴使君却突然间端出了这么一份大礼来。熊远当即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对于裴该来说，彭城距离他的主基地淮阴实在太过遥远，而他手头又没有什么可以经营铜铁矿产的人才，此前只是派兵占据，强迫生产而已，效率相当低下。故此他才作此设问，心说既然熊远有经营工商业的想法，那不如就把矿产交给他，来尝试着经营和管理吧。
“熊君，今所铸铜钱，月七千缗，然未必可以持久。州府将征收五千缗，多余的便与君用，若能多产，也都留在彭城……”裴该倒不在乎超发货币引发什么通货膨胀，以徐州铜山的铸造量来说，还远远谈不上——“铁山所产兵器，九成输送州府，所产农具，六成输送州府，余皆可由彭城贮藏、交易……”
裴该此前就已经把几种新式农具的改良版图纸交给了新履任的三郡国守相，但没有给实物——他广陵郡都还没能完全普及呢——故此一路行来，所见下邳、彭城的百姓仍然在使用粗陋的旧式骨、木农具，劳作效率很低。他本来就在考虑，是否输送部分新农具与这两郡国——要等他们自己有钱了铸造，不知得到猴年马月去了——正好就利用这个机会，给熊远一个制造和贩卖农具的机会。
“当先兴工，然后商业可行。熊君，且记住一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熊孝文当即站起身来，朝着裴该深深一揖：“使君之言，远当牢记在心；使君之命，远殚精竭虑，也要完成——使君将铜、铁交于彭城，必将妥善经营，非止富一国也，当富全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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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卞壸、陶侃、熊远等人的治理下，半个徐州的生产开始逐渐恢复，并且一步步地迈向了快车道——至于虞胤，可以暂且不论。裴该心情大好，欢欣鼓舞地返回淮阴，从此就专注于军事方面的建设。
经过一个冬天的整训，军屯众已经达到了七千多人，并且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