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府南城墙上，吴用目送着一支人马开出城池。却是宣政司的下属，这些人大摇大摆的出了东平府城，而后没行多远，便在一岔道口一分为三，向西、南、东三路而去。
陆谦要正儿八经的经营东平府么，那宣政司就是他的‘土改宣传队’。首先要把梁山泊的政策对治下的数十万子民宣讲下去。
那宣政司便是梁山泊的‘宣传部’。先前于那梁山泊中时候，地位并不煊赫。那为首的都头领樊瑞更是身兼气象局的首领之职。但是现在，那气象一块已经被交给了入云龙公孙胜，樊瑞全身心的负责宣政司事物。陆谦还把智多星吴用补充到内里，做副头领。也是希望吴用能把自己肚子里的鬼机灵都用在政策宣讲上面，那就相得益彰了。
这东平府对于宣政司而言乃是一个新起点，作为直接负责东平府政策宣讲事物的吴用，看着那开出城池去的人马，内心是激动非常的。
陆谦于宣政司划定的职责是相当大的，下属中除了宣传局外，还有一新闻署、一管理局。前者顾名思义，那就是报纸、书籍出版与管理，报纸那种全新形式的宣传模式，彻底升级版的小报，叫吴用这个白衣书生眼睛里只放精光。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是一个满肚子鬼主意的读书人，吴用怎会看不出报纸的作用来？这简直就是制衡士林清议的一法宝。
而至于怎么理解报纸书籍的出版与管理的另一大职权，那就用文字狱、禁书来点题就明了了。
别以为文字狱就满清才有，只不过是满清最为酷烈也。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文字狱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包括宋朝这一“文华盛世”。
赵宋的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就都是特务，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
“祖宗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
“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那文字狱，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也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等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只不过这些‘文字狱’的背后，并非是皇权红果果的打压异己，而更多是文人士大夫内部中的斗争，而且往往是胜利者执掌着天下的话柄，这般来才好将那一次次的文字狱给从大化小，再由小化无。
事实上只看水浒原著上宋江在浔阳楼吟反诗的际遇，那便可见一番。
更不要说，宣政司下属除了宣传局与新闻署外，还有一管理局。后者针对的却是市井瓦肆说书卖艺之辈的管理约束，不要小看了那些说书卖艺之流的影响力，娱乐无论在什么朝代，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吴用精神焕发，仿佛重回青春年少时，只觉的叫他日夜不免的工作，浑身也有使不完的精力。但这美好的未来，远大的前程……，只能说权利是男人最好的金枪不倒。虽然这一切的一切还都要看宣传队们的实际效果怎样。若是效果不佳，难保陆谦不会对宣政司的权柄动刀子。
且说那宣传队一分为三，其中一支往南到了第一个村坊。先就是敲锣打鼓，铜皮喇叭喊得震天响亮。
“老少爷们全都听着，打今日起，丁钱、粮米耗、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尽数废除。”
“人均田亩不及一亩之家，农税全免……”
“废支移。我梁山于县下乡镇设立粮站，百姓就近纳税……”
“废折变……”
如此的叫喊声一旦发出来，怎不叫百姓们闻声而动。那老赵家的夏秋两税，只看比例还不及田亩出产的十一，但粮米耗、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却是数倍于正税。
只说那粮米耗费，县进，便都有加耗费。正税一石，加耗数升。另外还有义仓，收正税的1/10。也都是农民要承担的税负。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支移”，本来两税应该在固定地点缴税，就像后世的粮站，兔子是直接建在乡镇一级的。但老赵家却经常强迫百姓【纳税人】把税物送到指定地点上交，如此称之为支移。这样减少了政府的运输费用，却增加了百姓负担。陕西支移曾规定一二等户支移300里，三四等户支移200里，五等户支移100里。不愿意支移的，得支付道里脚钱。起初税户为了节省运费，在原地把税物换成铜钱带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税，可在路程上还要交过税（商税的一种）。道里脚钱成为定制后，元佑年间，京西路每斗脚钱高达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数额。广德军纳苗税一石，贴脚钱三斗七升。数额之高，触目惊心。
而所谓的折变也就是老赵家按照自己的需要，把百姓应缴纳税物，折换成政府需要之物。称为折变。
按规定，折变本来应该按照市场平价的，但官府必然会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