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爱国内心有点纠结地思考了片刻，便很快拿定了主意。既然董卓愿背这个黑锅，那么以后也不能让他太过吃亏——但是政治权力方面的好处就不会给他了。毕竟什么人掌权，在历史上是个什么表现，党爱国心中太有数了。
“很好，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在下领命！”
已经有所决断的党爱国摆出一脸“党和国家相信你”的表情，严肃地对董卓点了点头。然后董卓也昂首挺胸地一拱手，声音洪亮地做出了回答。
让董卓这种在后世被评价为残暴不仁的凶人去对付异族人，也许正是以暴制暴，以毒攻毒的偏门良方，要换个会受良心谴责的人当主将还真够呛能狠下心来。
看着他暂时还没觉察出凶残在哪的董卓，党爱国在心中这么考虑着。至于异族人民今后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党爱国一点都没有心理负担。
谁要和异族人讲什么人权，就先把自己国家里的老百姓给照顾好再说。能任由自己的边民年年忍受鞑子的烧杀虏掠，去跟异族人讲什么国际友谊的，也就是那些居住在安全之处的达官贵人。
而且，这些经常发表疑似汉奸的言论的“温和派”官员、学者、慈善人士们，其中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已经真的已经当了汉奸了。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对本国的老百姓却不那么温和呢？
确定了这项任务的总负责人之后，党爱国又接着这个话头说道：
“不过我们也不必将异族人赶尽杀绝，如果有愿意成为汉人的，我们也一并接过来就是了。
——韩遂！”
“罪民在此。”
党爱国话音未落，在一旁暗自思索的韩遂精神一振，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向黑衣神仙拱手施礼。
就算是这个时候——他都已经可以肯定党爱国绝对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甚至还会用到他们这些熟悉羌胡诸异族的人，却还是耍了个滑头，语气谦卑地自称“罪民”。或许韩遂真没多想，只是下意识地这么说的，但这更说明他已经把这种算计变成了本能。
“汝等为一己私利起兵反叛，甚至联合羌胡诸异族攻破州郡，致使百姓蒙难，这是我最不齿的！
你们争权夺利打打杀杀，甚至起兵造反想当皇帝这都无所谓，这是国家内部的事。但是你们勾结外人攻打自己的国家，丝毫不顾国家利益、民族安危，这就是汉奸行径！我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汉奸！”
党爱国神态平和地叫起了韩遂，但一上来就脸色一变，以深恶欲绝的语气狠批韩遂的汉奸行径。
大帐里的所有将领，不管是叛军还是董卓军的，都是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样子。不过他们不是和党爱国产生了共鸣，而是和被批得冷汗连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始终躬着身子请罪的韩遂产生了共鸣——因为党爱国所说的“汉奸行径”，他们多少也都有一些。
毕竟在西凉，哪有可能不跟异族人打交道？像董卓最初发迹，就与他和羌人豪帅多有结交密不可分。
据史书记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在《三国志12》中，董卓统率85，武力87，智力73，政治59。虽说光荣还是把董卓这个几乎一直爬到了统治阶级顶点的国贼的政治看得太低了，但这个数据整体而言还是靠谱的。
董卓正是凭借着自己的武勇，还有比一般的有名异族将领还要高得多——竟然高达73的智力值，在远近的羌人中拥有很大有影响力。
而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
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
其实要说起勾结异族来，这也和三国时期的人没有太多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有关。他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宗族问题——就算是到了现代，对于那些世家大族来说，家族也是比国家和民族重要的。为了家族利益，他们可以没有丝毫犹豫地损害甚至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毕竟人都是现实的，不管说得怎么好听，但别人死了无所谓，自己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生最悲惨的事，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而格外崇尚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级”，比被宗教洗脑上千年的外国人们早早地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世间最愚蠢的事，便莫过于拿着似是而非的瞎话去忽悠老百姓，结果忽悠忽悠把自己也给忽悠瘸了。外国的宗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也可以称作“儒教”，无一不是如此。
正是因为党爱国其实也知道，和这些掌握着大量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们谈爱国，就和对牛弹琴也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也没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较真。稍微发泄了一下自身的不满，同时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阶级立场”之后，党爱国就停止了对汉奸的批判。
虽然党爱国看到韩遂战战兢兢的样子，念头顿时通达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