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与镜的相依相惜
文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样式之一，一直承载着记录生活、传达情感、表达思想的重任。文学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并不是以听觉和视觉感知直观形象的，而是具有非直观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语言文字“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无尽的想象空间。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恰恰是因为文学具有这种模糊性的特点，使其有了广泛的再造空间，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电影和电视，作为通过听觉和视觉直观感知形象的艺术，恰好与文学互为补充。也因为文学的滋养，丰富了影视精神内涵。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就曾针对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提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
把经典文学著作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始于1900年，梅里爱将《灰姑娘》搬上银幕。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编剧夏衍，导演桑弧）改编自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国第一部电视剧，拍摄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也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编剧莫言、陈剑雨、朱伟，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代中国，影视创作实践和艺术观念都深受文学的影响。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数量已占据了整个电影市场的相当份额。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大部分改编自小说。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编剧陈剑雨、朱伟、莫言）、《菊豆》（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编剧刘恒）、《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编剧倪震）、《秋菊打官司》（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编剧刘恒）、《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编剧余华、芦苇），陈凯歌的《黄土地》（取材于柯兰散文《深谷回声》，编剧张子良）、《边走边唱》（根据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改编，编剧陈凯歌、史铁生）、《孩子王》（根据阿城小说《孩子王》改编，编剧阿城、何建军）……在学术批评层面上，影视改编与原著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批评焦点。导演张骏详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夏衍提出“改编必须忠实于原著”。郑雪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把电影当作一种文学，实际上否定了它作为独立艺术的存在”。笔者认为，小说在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要把握两点原则：一点是守，一点是变。所谓守，是指影视作品在改编的过程中要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改编作品要体现原著所传达的情怀与情感，不能颠倒是非，与原著所传达的情感背道而驰，或干脆弃原著中蕴含的情感不顾，另起炉灶。这就违背了改编的基本规则。在首先做到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情怀、情感的基础上，接下来就要做到变。电影或者电视是门独立的艺术。编剧和导演在改编的过程中，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再创作。不能记录式地再现原著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对话，每一个人物……而是要运用影视艺术特有的讲故事的规则，通过影视语言表现原著内容。文学语言和影视语言属于两种语言体系。文学语言载体是文字。影视语言则要通过景别、镜头运动方式、声音、音响、蒙太奇等进行表意。所以，原著和影视作品并不能简单地直接转换，而是要在保持与原著统一的神韵下，根据影视思维，运用影视语言对原著进行影视化地改编。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大众的阅读方式也在改变。随着平板电脑，大屏手机地推广，阅读的伴随性越来越强。小小的电子设备甚至能装载整个图书馆的容量。“书是用来收藏的”，这一句广告语真实地映照了当下无纸化阅读的盛行。由此，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为主。”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也逐渐发展壮大成熟。从2000年第一部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第一次亲密接触》算起，由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已走过十几年的历程。其中有家庭lún_lǐ类的如《蜗居》、《双面胶》、《王贵与安娜》，有中国首部互动电影《o》，宫廷斗争戏如《美人心计》、《后宫·甄嬛传》，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失恋33天》……这些影视作品中，有的是原著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后，再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是影视作品热播后，原著又被大量点击下载。
应该说，由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为时下创作和批评的新的风向标。网络文学改编影视作品背后，折射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投射。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编码过程也区别于传统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编码过程。网络文学的盛行，拓展了文学与影视研究的视域范围，将文学与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