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文明，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许多既有的习俗、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网络所影响、改变。今日的电影产业的发展与信息网络、多媒体发展、服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网络作为传媒和工具，大范围地参与并干涉电影的制作、传播、反馈。
而除了第四媒介的身份之外，网络本身作为情节内容参与影片叙事、介入电影主题的现象，早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普及流行之初——便陆续出现，这类影片有个笼统的类型名称：cyberyberpunk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合成概念，它的生成来自于cyberneticyber”，而punk在字典里的本意是“小流氓、废物”，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摇滚乐坛朋克运动的兴起，punk被赋予了浓厚的叛逆解放意味和尖锐地反主流立场。“赛博朋克”起初属于文学范畴，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后也衍生出了相关的电影，情节通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展开。1982年拍摄的美国影片《银翼杀手》被视作是赛博朋克影片的开山之作。此后还有《移魂都市》、《攻壳机动队》、《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记忆裂痕》等。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渗透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生活和生活中的网络现象也成为参与电影表达的重点元素。不仅是科幻片，纪录片、lún_lǐ片、侦破片、络广泛地渗透到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中去，可以说早已成为一个并不鲜见的叙事元素。然而，通过对这些影视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呼之欲出的现象，即作为今时今日人类不可或缺工具的互联网，由于人类的不当使用、过度信任和过度依赖等，正对社会行为和思想文化起着某种的“反噬”作用。本文将通过法律层面、道德层面、哲学层面三个角度，结合具体的影视作品，论述这一“网络反噬”的现象。
一、法理之殇：网络犯罪现象
电子前沿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和现任主席，john perry barloion of tybere（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称道，“我们在创造一个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里，没有因种族、经济权力、军事武力或出身地位而造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里任何人、任何地域都可以表达他／她的信仰，无论这信仰多么奇特，都没有被强迫消声或顺从的恐惧感。”这两句话高度地概括了当今全球网络化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和感知方式。这里强调了网络空间的民间意识，将话语权赋予了大众，网民具有思想、表达和选择的自由。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以比特（bit：信息量单位）为载体，对现实进行虚拟，具有极大的自由互动、平等开放的维度。网络空间早已“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和形式”，网民“得到了电子化延伸的身体居住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汇点上”。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网络安全问题也构成了公共安全和私人权益的新挑战，网络犯罪成为对抗法律的新形式。现实生活中针对和利用网络进行犯罪活动的行为，在影视作品也逐渐得到了表现。说到网络犯罪，“黑客（ker）”则是不能绕开的话题。比起一般的罪犯形象，他们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技术”、“怪杰”、“反叛”，本着信息自由、技术为王的原则，在虚拟世界里入侵计算机系统，威胁（某种程度上也在推进）着数字化文明的进程。1982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子争霸战》首次将虚拟世界作为另一次元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一名黑客被同类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所反噬，进入其中成为一段程序，这种情节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力，也不乏寓言意味。
影片《战争游戏》（1983年，美国）也是较早反映当时尚未普及的网络技术的赛博电影之一。讲述一名电脑天才误打误撞地启动防空系统的核弹装置，最终平息了战争危险的故事，这样的“人工智能威胁论”情节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超前的。其后，伴随着电脑科技走向大众，影视剧越来越多地将充满兴趣的目光投向了显示屏背后神秘的黑客们。网络的角色也从科幻背景、科技依托变为专业工具、生活必需品。后来的《通天神偷》（1992年，美国）、《黑客》（1995年，美国）、《黑客帝国》（1、2、3部，美国）、《剑鱼行动》（2001年，美国）等，此类反映黑客运用其专业知识技能在社会各个行业进行“破坏／拯救”活动的影片，不胜枚举。反观黑客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很难断然将他们划为“犯罪分子”的行列，“破坏分子”也许更加贴切。对于自身受到的指责和控诉，黑客们持有相左的意见，1985年一篇发表在黑客地下刊物《ke（黑客的良心）》里宣称：“我们探索……我们追求知识……我们不考虑肤色、国籍、宗教信仰……你们说我们是罪犯。可你们制造原子弹，你们发动战争，你们杀人、欺骗、撒谎，而且还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但我们是罪犯。是的，我是罪犯。我犯罪是因为我好奇，因为我以言行和思想判断一个人……我犯罪是因为我比你们聪明，这才是你们永远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