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可惜东林党好的少，烂的多，本质是大地主集团，这帮人起来对皇权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贤和突然冒出来的韦爵爷都是厉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启朝还算太平，阉党也按照正常历史，一家独大了。
几天后，内喀尔喀的各个部族忽然开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虽然之前建奴已经隐隐约约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并没有太当回事，现在内喀尔喀部族几万人忽然大规模迁徙，这就坐实了他们已经与宝军达成了协议的事情。
最气愤的还不是建奴，而是科尔沁的宰桑布和，“卓里克图这老家伙太狡猾了！私下和韦宝达成了协议，把我们给甩了！还是我最先对他说要和韦宝接触呢，太狡猾了！”
“父亲，说不定那老家伙就是一直装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韦宝接触了！现在我们很被动，内喀尔喀要是投靠了韦宝，我们科尔沁一家，怎么供应的了金军庞大的粮食。”
此时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感觉很懊恼，很后悔。
其实他是可以比卓里克图更先一步投靠宝军的，因为宝军不但与内喀尔喀有接触，也一直与他们有接触，是他自己一直摇摆不定，错失了良机。
卓里克图主要是妹妹和女儿都在建奴那边，感觉与建奴的关系更加亲近，加上对韦宝并不了解。
再加上辽东战事扑朔迷离，虽然建奴接连吃亏，但宝军似乎拿建奴也没有太多办法。
而建奴对蒙古的办法，肯定比宝军多，宝军的骑兵数量太少，对草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加之宰桑布和从来没有想过把部族都迁移到关内去，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蒙古人在明朝两三百年的打击分化之下，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期那个纵横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对17世纪虚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胁。
明末时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强的林丹汗号称蒙古大汗，但也只在漠南得到承认罢了，还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题主认为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军事民主制。
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球”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一扎就破。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