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圣学院里的东林报社终于刊出了第一期东林月报，东林月报跟以往朝廷的邸报不一样，除了刊登近期朝廷的一些人事变动和制定的政策以外，还刊登有各地主要商品的指导性价格。≧按以前的规定一两银子等于一石粮，田亩价格根据好田差田的区分定在六到十两，马价牛价也一样在六两一匹左右。后来因为商人觉得无利可图不愿意做某些生意，经过协商决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地方情况作一些浮动，这一下子就调动了商家的积极性。
朝廷强行定价有其弊端，就是当卖家觉得吃亏时不能涨价又不愿意卖，而当货物大产出季节时，买家又觉得按朝廷的定价购买自己会吃亏不愿意买，于是两种情况都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形。当然其优点也有，就是没有人能够在其中买空卖空一夜暴富，买方卖方都是在一种非常公平的原则下做买卖，当然这种公平是建立在商品流通缓慢的基础上。
现在根据市场变化而出现价格变动，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官商勾结暗定价格，就算他们因为有人监督不会在进出秤斗上做手脚，但是在信息上有百姓不具备的优势，能够使他们在买卖时掌握先机。天启的原则就是不允许有人一夜暴富，允许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浮动，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商品流通，而不是为了让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人说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其他人一起走上富裕道路，但天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人都有不断膨胀的私心，这种私心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先富了想的绝对不是带动其他人后富，他先想的是能不能追赶上比他更富有的人。就算一个人的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大幅度增长的地步，他想的也是如何让自己的子女变得富有，还有他的亲戚朋友和对他毕恭毕敬的下人。即使他身边的人都变富了，他想的还是一脉相传的后代子孙能不能过得好，秦始皇不也想二世三世一路传下去传万世吗？由此可见先富带动后富只是一个带童话性质的笑话。
在天启的强硬要求下，政务院诸人都感到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又要浮动价格让商人感到有利可图促进商品流通，又要限制商人的利润防止出现暴利和暴富情形的出现，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政务院想了很久都不得其法于是向监政院求救让他们想办法，刘宗周和徐光启等人一商议，决定在新办的报纸上刊登粮食、土地、矿产等主要商品的指导性价格，同时要求各地将他们的定价和定价日期报上来公布。
朝廷的指导性价格是理论上的东西，到了各地自然允许他们增加减少，但是为了防备地方官员跟商家勾结暗中定价就要求他们报日期，报价格和定日期就是防止这些人搞鬼。比如说粮食欠缺的时候允许涨价，经过存粮和民间储存还有外地调配等情况综合分析，最后定价为一两二十文一石，先知道定价的肯定比后知道的人要占有先机。为了避免有人事先泄露，让各地报价并说明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在报纸上一公布让全国各地的人监督，如有不实的百姓可以举报。
如此一来就没有谁敢先泄露定下的价格，人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保证了公平，也保证了推动商品流通的同时避免有人暴富。公开各地的价格也能促使商人去追逐利润，避免信息不明乱闯乱运亏本蚀财，这样做立即得到商人的欢迎，可以预见的是东林月报的很大一部分订阅者会是各地的商人。而且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给朝廷指明信息该在哪里先修路，如果有某些地方价格太高也没人愿意去做生意，肯定是道路不畅急切需要修路。
除了刊登各地商品信息外还有一个版面刊登小说连载，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拿来慢慢登载，当然也登载一些既清闲又有才的人写的新书，这些书的刊登使普通百姓成为买报的生力军。东林日报的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官员们从中学习朝廷的施政方向，商人从中领略商机自不在话下，连普通百姓都有了一个大改变，据说很多人听人读报不过瘾，萌生了读书识字的想法。
东林月报一行就遇到了令人意想不到事，就是很短时间内就卖得精光，很多商家干脆就改行开始向报社提请签定代售合约，其受欢迎程度连高攀龙等人都感到吃惊。在这几年里，北京到南京的运河得到了疏通，6路也得到了扩宽平整，使得南北两京的交通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以南北两京的主干为轴向东西辐射，并一路向南扩建到福建、广州等地，最后使全国每个省都有平整结实的高马路，使得快马往来的度大大增加，报纸也是通过这些路送往各省。
说实在话一开始修路时朝廷的政策有些不够意思，就是修路的人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每天只是能够吃几顿饱饭没有其它酬劳，最多就是偶尔饭菜中有点油荤。不过后来朝廷也没有亏待他们，坚持到最后没有给累跑的人，最后都给他们安排了在路上收费和维护路面的事务。朝廷通过四通八达非常健运送货物，这些新行的报纸也是通分向各省。
报纸一分出去很快就得到回应，不但在南北两京售卖的报纸很快卖光，分到全国各省的报纸也是在很短时间内就一售而光，而且还有很多人提出了继续购买的愿望。大铁公司没有想到能卖得这么快，二话没说立即把北京所有的民间书商全部拉来，让他们替报社印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