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说要民选官开始到现在，作为大明的中枢机构监政院才算是统一了认识，就是在以维护皇权为前提的条件下同意民选官，为了稳妥起见先在南京和北京两处搞试点。在搞试点之前先要让各级官员统一认识，天启的意思就是让信王、刘宗周、徐光启分别对三种人进行启和规劝，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到民选官这事势在必行，但是不能有一蹴而就的想法得慢慢来，当然也不得伺机反对，按刘宗周的话说就是民选官符合社会展趋势。
一开始就是让每位官员上书谈认识，先说好言者无罪不会处罚任何人，因为天启这几年做事都是说话算话，所以很多人也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北京的官员其意见正如估计的那样分为三种，一种是有疑问认为民选官不符合祖制，真要实行把朝廷的威严置于何地？把任命并管理官员的都察院又置于何地？第二种就是热烈拥护的人认为早就该如此了，第三种就是黄河里撒尿随大流的人，没什么意见可行可不行，理由是反正皇帝都同意了他们也跟着同意就是。
对那些有反对意见的人由刘宗周去说服，刘宗周的说法就是社会展的趋势势不可挡，不顺应时势抱着陈旧观念不是忠诚反而是拖了皇帝的后腿。这些反对的人很少几乎都是些老臣，知道皇帝同意群臣不反对难以阻挡，连信王都表示只要逐级试点成功政务院总理职位都可以拿出来选，他们的反对恐怕也只是一个态度而已。
对那些恨不得明天就实行直选的人由徐光启去劝说，告诉他们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急不得，并且告诉他们选一个官员是要他做事，既不是选圣也不是选美而是要选能人。这些受了东林党和泰西人影响的早期民主派人不多但有几个很激进，按他们的说法恨不得什么都是选出来，最后难免不会要求选皇帝。徐光启告诉他们选出来的人并不一定合适，正如如来玉帝等神佛不是选出来的一样，父母君主老师等都不能选，皇权神圣不可侵犯是选举的前提。
对绝大部分骑墙观望的人，信王告诉他们民选官是必然的事但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探索利弊，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个认识，那就是一切都应该以忠于皇帝忠于国家为前提，不忠诚的人就没有资格谈选举，没有忠诚思想的人就是居心叵测的人。对信王的话大家都恍然大悟明白了天启的真实意图，那就是既要通过选举激人们的积极性主动做事，又要大家没有野心夹着尾巴做人，不过这个很好理解，让臣下都是有能力没野心的人是历代君主的毕生追求。
五月初的一个下午，圣学院里的一条水榭里坐着一大帮老老少少的人，这些人都是东林书院的元老和骨干，年老的有曹于汴、韩爌、高攀龙等人，年轻的有刘宗周、黄尊素、钱谦益等人，大家在一起商议办报的事。五月的天气本来是很炎热的，应该让人汗流浃背满面油光，但是现在大家的心情都很静热不起来，一个个面色沉重如入定的老僧。不是因为水榭里凉风习习，也不是因为桌子上清茶消暑，而是因为一些事让大家都很不开心。
先是叶向高的病情，躺床上病了两月后前一阵刚刚有好转，刘宗周和高攀龙去见他时他居然能坐在椅子上见客，结果没两天病情就加重了卧床不起。医学院的傅山前去给叶向高看过几次但束手无策，泰西来的医生也去试过但也是不住摇头，看样子叶向高这次是凶多吉少。
东林党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在一起聚会一下，讲一讲学谈一谈心增加点友谊，说到开心处放声大笑的场景经常可见，但是这次他们都高兴不起来。叶向高的病情是让大家高兴不起来的一大原因，但真让所有人都无法高兴的是朝廷现在的形式，从朝廷现在的形式可见东林党今后的前途不甚乐观。现在天启要求一切行动和一切组织都要以维护现有秩序为前提，强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但东林党人都知道东林党的核心思想是削弱皇权。
东林党从顾宪成、高攀龙成立起就以士林领袖自居，提出了很多引以为傲的思想，因为是旁观者清加上思想比较先进，对朝中人物的裁量也有其独到之处，并以此为荣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从天启三年开始东林党慢慢被魏忠贤借天启的手打压，到后来重新回到朝中把持朝堂，高兴了几年才现自己的地位已经有了一个巨大变化，这变化就是从前一阵要求百官对民选官提看法一事中现的。
大明立国两百多年来，奉行的一直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除了少数几个皇帝如太祖、成祖等能够把文官压得死死的，其它时候皇帝也就那么回事。这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权力与责任往往都是连在一起的，太祖和成祖能够独抗整个文官集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随时要翻脸杀人，而是因为他们有常的精力处理国家大事。其它绝大多数时间的皇帝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当种马繁衍后代，治理国家的重活都是敬谢不敏，所以文官一直是大明真正的主宰者。
天启是个随和的人，他知道文官们喜欢争权，干脆就彻底放权把政务丢了出来自己只抓住军权，政务院的信王是个二十不到的毛头小子，瑞王、桂王等也只是凑个数镇个堂子，政务院里做事的人多是东林党人。相比起管事的政务院来，管官的都察院更是东林党的大本营，正副掌院高攀龙、杨涟都是东林党的干将，可以说天启已经将大明的政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