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既然已经说了不插手朝廷的日常事务，现在完全可以以一句不知情不方便管来敷衍问话的人，但他担心这些人心里不痛快后化悲痛为力量去在老百姓身上找损失。 跟皇帝比他们是弱者，但跟普通百姓比他们又强得太多，加上现在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老百姓忍无可忍时不喜欢讲道理而喜欢挺而走险，一不小心激起民变就不好了。为了不出乱子天启觉得强压和推诿都不是上策，应该面对问题正面解决以避免后患无穷。
大明现在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是主体但又是弱势群体，他们中很多人的愿望很简单，只求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但是，就这样简单的要求都不一定能得到满足，很多人经常食不裹腹。据说很多饿得快不行了的人其最大愿望就是吃顿饱饭，只要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无憾。
当然也有胸怀大志成天想着如何家致富奔小康的人，为了自己及自己的子孙成为不挨饿的人上人，他们或从政或经商专心致志捞银子。捞银子求富裕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很多人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通过剥削使他人贫穷的基础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
大家都是人，可以吃米、面、蔬菜等植物身上的东西，也可以吃猪、牛、羊等动物身上的肉，唯独不能吃人，不能通过吸取别人身上的鲜血去增添自己脸色上的红润。如果总是你想谋夺我的家产我想霸占你的土地，那么就没有什么合作只有窝里斗，没有合作的人类社会跟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窝里斗会使国家中的国民对国人没有信任感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只会窝里斗的国家也不会有什么光明的前景。
问题在于剥削他人和窝里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没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前这种传统还将继续扬光大。
天启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很难但也得去做。这世间事就是这样，如果你去做不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你不去做肯定不会成功。在寻找共同富裕的方法时，天启现只要控制住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的差距，就能够遏制住窝里斗的趋势。贫富差距不断缩小，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就会更具有合作精神；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仇富仇官的人就会增多，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这时不要说合作，能不背后给你一脚的就是好兄弟。
当然，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太小的差距会使人没有进取心变得懒惰，合适的差距才能使社会前进得又快又平稳。孔圣人说的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天启准备找到这个合适的点。
大明现在的社会差距就过大，达官显贵挥金如土歌舞升平，穷苦百姓挨饿受冻饥寒交迫，四川、贵州、山东等地已经生多次民变，如果不对最底层百姓的生活质量加以改善，大明的灭亡指日可待。
天启通过两个方面对百姓进行保护，一是通过经济审察制度打击了官员的贪污行为，制止了他们继续祸害百姓，二是用两成利润封顶制度限制了商人对百姓的盘剥。农民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只要不受官员和商人的双重剥削，他们慢慢就会过得越来越好。这天上虽不会掉馅饼，但地上可以长馒头。
按圣学院刘宗周的综合施政理论，假如你抢走了别人一颗糖，你就得递给别人一个果子。在经济审察制度下官员不能通过随意提高火耗捞好处，不能随意接受他人贿赂，那么就允许他们卖爵位，将集中起来的火耗收益给他们养廉银。卖爵位的前提是治下的百姓要有钱，多卖银子的好处可以促使官员想办法让百姓致富，这也算是共赢互利。
商人在其利润不过两成时，跟百姓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百姓们丰富了生活商人们获得了利润算是共赢。假如商人的利润过两成，就是对百姓的伤害。在对商人的补贴方面，政务院的办法是把他们从商业引到工业去，工业的利润不作两成封顶的限制，这是政务院做得对的地方。商业就像是揉面团，无论揉成什么形状包上什么包装面团总量没变，工业才是将旧事物便成新事物的必须途径。
政务院第二个做得对的地方是下调了利息，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做事的人心理不平衡。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货币的作用不可小视，但也要看清货币的实际作用。一般人看到银子就认为银子就是财富，就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银子本身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不过是提取货物的凭证，用银子可以换来自己需要的东西，同时也促使人为了获得银子去做事，就是说银子能让人变勤快。
有劳动就有分配，在劳动中一共有两种分配制度是合理的，一种是按劳分配另外一种是按资分配，其它的方式如按权分配不长久按需分配又太虚幻不属于天启考虑的范畴。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分配比例是有说法的，如果出资人比劳动者分得多太多，使得人们都愿意出资而不愿意出力，那就是错误的，因为本来该让人变勤快的银子使人变懒了。
这时候就应该下调出资人的分配比例，政务院将最高两分的利息下调为最高一分是合适的。当然不这样做还可以通过欺骗手法愚弄百姓，比如说表面涨钱暗中用通货膨胀等手段使百姓手中的钱涨得不如贬得快。这样做虽可以得逞一时但最终将让百姓认识到政府的虚伪，会减少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这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这类手段是为了提高国家整体实力也无可厚非，但如果通过这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