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现在虽然是人才辈出但却内外交困，主要是没有做到人尽其才，必须要重新布置安排一番，尽量做到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是最合适的人。≥ 在天启的布置中，武将守卫边疆维护稳定，文臣制定秩序避免内耗，商人经营流通促进展。只要他们各司其职且尽职尽责，相信大明不但能转危为安还会逐步繁荣富强。
以往那种放羊式管理肯定是不行的，没出事就自认是太平盛世，出了事就手忙脚乱还怨天尤人。现在要改变以往那种得过且过的观点，要把事情考虑在前头，这样就算出了事心里也有底不会慌。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天启才在政务院中设立了预政处，让他们从各个县令的各地现状报告中了解各地的静态状况，再让他们从各地的粮库番库中得到各地的税收状况，从税收了解当地百姓的实际收入，进而得到一种动态的状况。
预政处根据动态和静态的信息反馈，制定合适且合理的计划，逐步调整把人和物用在恰当的地方，逐步提高百姓和朝廷的收入，实现国富民强的最终目的。在这个从百姓中获取信息然后制定计划，最后又实施到百姓身上的过程中，偏重实践的成份很多，天启认为应该让理论总结介入进来。成熟的理论能够给实践活动以指导，有了理论才能让人们少犯同样的错误，有了理论才能让人们少走同样的弯路。
这个理论总结天启放在圣学院中进行，因为圣学院中都是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臣，让他们凭意愿和兴趣干这种事算是人尽其才的一种类型。
但是，圣学院中得到的理论也不能说就全部都正确，因为毕竟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前的经验，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过去正确有效果的现在不一定能用，南方用起来顺手的经验到了北方说不准就会适得其反。正是因为有这种顾忌，天启还需要一个机构对圣学院中得出来的理论进行选择，这个机构从明面上说是都察院，实际上就是东林党。
都察院什么都管，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他就会出来插一脚，就像人们说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用他们来筛选圣学院的理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合适的。东林党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组织，让他们对圣学院的理论进行甄别既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给他们找点具体的事做免得他们闲得慌乱来。当然天启没有明说自己其实只是让他们粗选，最后还得自己过过细。不是说自己比他们聪明，而是因为自己是皇帝成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就好比打麻将自己输了想得通，别人帮忙打输了心里就难受。
有了圣学院中的理论，再让政务院根据理论制定各种规定，在具体经营上就可以让商人在两成封顶的限制下，根据各自的长处和各自的兴趣进行均衡货物的活动顺便赚点钱。商人赚钱的同时也让全国的物品得到流通，使百姓们的生活变得简单方便，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官员做事成不成都要朝廷给钱，而且一点都不主动需要不断推动催促，差一点儿就要人天天请。商人做事不要钱不说还要上税而且风险自担，两相一比较自然是商人要可爱一些。
当然商人也不是专做好事不留名的人，他们是受到利益的驱使才趋之若鹜地寻找利益的。这一点天启也知道，但他之所以要求商人的利润限制在两成，只不过是不想他们人为地提高差价为了自身收益侵害百姓利益。
前一阵有几位官员认为天启用人不公，杨涟、左光斗等人后来居上让论资排辈的老臣心有不服。天启想这些加塞的人都是东林党的人，让东林党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去跟那几个失意的人辩论，无论是辩论人数还是辩论技术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圣学院中的老臣虽然退休了，但站出来任何一个都要威慑住一大批人，因此就让圣学院中人来主持辩论。大明万般不好但尊师重道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很多人是现在朝中之人的老师，少有学生敢欺师灭祖跟老师呲牙。
天启觉得在这场辩论中东林党是御用选手，圣学院是拉偏架的裁判，自己就稳坐钓鱼台当一个观众就好。看人帮自己吵架肯定比挽起袖子亲自跟人干仗要好得多，
让天启没有料到的是这圣学院跟都察院都冲自己来了，就好比一个观众正准备看一场决斗表演时，突然现选手和裁判都怒气冲冲地突然向自己冲了过来，其中的惊诧那是不用说的了。
天启仔细看了看刘宗周、高攀龙等人的奏章，上面充满了对商人的不屑和对天启抬高商人地位的不满。说什么农民出劳力工匠用智力，商人只会投机取巧是寄生虫，让他们容身已经是格外开恩，现在给他们商户地位他们应该偷笑。至于说钱庄和路商局的股份问题，让商人参与进来是权宜之计也是商人应该对朝廷做的贡献，时机一到就应该退还银钱回收股份，避免这些寄生虫子子孙孙都吸大明的血。
看完了这些人的奏章天启才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就是没有考虑到利益均沾这问题。其他人先不说，就说军人、商人和官员这三个群体的比较。军人平常时期非常清闲，最多玩刀枪玩累了骑着马到处游荡闲逛，像诗中说的那样“年年金河复玉关，朝朝马革与刀环。”拿着国家的补贴每天骑着马握着刀免费旅游，多惬意的生活！一旦有战事还能立功封爵，这样的好事读书人是羡慕不来的。
商人本来是老鼠一样的存在，以前不允许坐轿子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