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叙述从惶恐中抽出身来，我好像遗漏了什么。对了，我遗漏了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刘振，通俗而且俗的名字，不过我很喜欢它。它本身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我喜欢我的名字从别人嘴里喊出来，父母喊我的名字代表亲情，同学喊我的名字代表友情，有时候老师也喊我的名字，代表他们关心我，代表虽然我成绩拙劣，但在班上，在老师心目中仍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些原因，我很乐意告诉别人我的名字，我愿意告诉所有人我的名字。
有一天放学，我跑上三楼阳台抖落一身雨，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孩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爽快地回答：“刘振。”
那时我还没有在意她怀里的猫眯着眼睛看我，也没在意她身后的门在风吹下微微开合。那时我的眼里只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的脸经过太阳暴晒般微红，刘海沾了水，有着刚洗过脸或从雨里来两种可能性，辫子扎得乱透，头顶几撮没扎好的头发迎风飘扬着。
“刘振你好，能做朋友吗？”
我说：“当然可以。”
她性格活跃，也许是我见过的同龄人中最活跃的姑娘。当我意识到这点后，才又意识到猫和半开的门不是无缘无故。那间令我惶恐的房子搬来新的租客，姓陈的一家人，女孩的名字叫陈佳。
他们搬来之后，陈佳转入我们学校，巧的是和我在同一个班。她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极其好学，加上性格活跃，全班学生都挺喜欢她。
大院虽然住户很多，而且遍及各个年龄层，但在陈佳之前，我们班乃至整个年级都没有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学生。离我们院子最近的也在从学校回来的半路，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个孩子名叫刘伟健。当地人，家庭条件相对我们来说绝对小资，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看出，他的衣服虽然不多，但没有太旧的，至少八成新，再旧就不见穿了。
他是个很顽皮的孩子，喜欢交朋友，我们班学生对我这种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不太待见，但他一点儿也不，他常常搭着我的肩说：“刘振，我们去玩。”“刘振，走，我们一起回家。”
我和刘伟健一起回家，家必不是第一站。我们的第一站有时去河边钓龙虾，有时去竹林掏麻雀窝，但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打谷场的那个谷仓。单层，高得出奇。不像现在，那时的钢结构建筑还很少见，屋顶纵横的钢材使我们的心中产生强烈的科幻遐想。
在我的印象里，谷仓门总是开着。我和刘伟健擅入从未被阻拦。那时，我们的兴趣在于误入谷仓后找不到出口的麻雀。我们常干的事情是守在窗边，期待着要么扑到一只，要么捡起在窗玻璃上撞得半死不活的玩一路。
刘伟健的家离谷仓不远，很快就到，他总是慷慨地把麻雀递给我说：“喏，给你玩。”
令我们兴奋的是逮麻雀的过程，抓到了手里其实并不好玩，与刘伟健道了别，对麻雀的兴致立刻全无半点，它们很快看到自己如何结局：有的被我玩死；有的奄奄一息，被我扔到路边，还有的我手一松，天空以接纳的姿态持续它作为麻雀的命运。
有一天刘伟健问我：“你他娘的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了，每天都和陈佳同进同出，她比我和你关系好？她是你姐姐还是妹妹？”
那个年纪，孩子们的思想都很纯洁。那个年纪，你天天和小姑娘黏在一起，也没人会说你重色轻友，在我们心中没有区分色和友的概念，就是这么回事。
刘伟健常说“他娘的”、“狗日的”之类的粗话，我们班上有很多爱说粗话的学生，但像刘伟健那样有意强调粗话的意识却是少见的。这种意识的特点在于你有时很难把握他说话的目的。有时你甚至会糊涂，他到底是在向你传递某些实质性的内容，还是仅仅说几句粗话给你听。
我说：“我们住一个院子，一起有个照应。”
他说：“你他娘就得了吧，你那狗日的德性谁不知道，你见同学都喜欢她就黏上去，你他娘的势利得不行，我刘伟健发誓今天开始不认你这个朋友了。”
我倒是挺在乎刘伟健这个朋友，但他看上去铁了心和我断绝关系，我也实在没办法。我为刘伟健和我断绝关系的事件找理由，刘伟健对我有意见有他的道理，但这事不能全怪我，否则对我不公平。这事还应该怪天气，谁叫连绵阴雨持续那么长时间，足有半个多月。陈佳那纤弱瘦小的女孩一湿一滑独自回家我不放心。况且为避免身上沾满稻壳，雨天我们是不去谷仓的，一旦取消了这个项目，和刘伟健一起回家的兴致就减了大半。
我和陈佳撑伞回家，陈佳的伞破旧得很，遮不住她娇小的身躯。我要和她换一把，她不推辞，落落大方和我换。
她说：“我都听到了，刘伟健要和你断绝朋友关系。”
我说：“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
“精力就那么多，加强和他的友情就忽略和你的，不是一样的吗？”
“你们是老朋友，我和你才刚认识，他以为我耍了什么花样，会恨我，也会恨你。”
我语气坚定：“管不了那么多。”
我的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螺丝厂的工人。泥瓦匠的职业特点是全身黝黑。大院的租客曾经质疑我的身世。认为我的白和父亲的黑对比太过鲜明，出现在一对父子身上疑点重重。换一种表述，他们认为我不是父亲亲生，而是不知我母亲和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