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是河南重镇，历史名城，古称汴京，为八朝古都。
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地处河南中东部，东与商丘相连，西与郑州毗邻，南接许昌和周口，北与新乡隔黄河相望。
境内河流众多，被称为北方水城。
开封一带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田地肥沃，是中原的富裕之乡，产粮大区。
可开封虽然地平水足，田地众多，但开封却也近年来出产流民极多的地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开封的田地，被兼并的最严重，绝大数的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们的手中。而这其中，占有土地最多的则是前明周王以及周王一系的诸宗室各家。
明代宗室们待遇向来优厚，厚禄之外还有优赏，以及大量的赐田。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土地投献之风盛行。所谓投献，在投献一方，有有“妄献”和“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
“妄献”，系指庶民田地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投献到了明中叶以后，非常普遍。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代的役重。
许多自献听起来难以相信，百姓居然把自家的田地无偿献给那些官豪势家，自己去给他们当奴仆。可这却是事实，而且不仅是明代才有，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
原因就是在封建时代，土地捆绑着百姓，人丁也是税役。国家的税赋瑶役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负担极重。而那些宗氏勋戚们，却享有种种特权。
在明朝，勋戚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早在洪武年间就出现，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因此，在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百姓当自耕农，就得向国家纳税，甚至还得承担比田赋更重的杂役。为了逃避这些沉重的赋役，许多百姓便开始主动的投献那些享有特权的勋戚们。
把自己的田地送给勋戚，主动给勋戚们做奴仆。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大明的纳税子民，而只是一个勋戚们的奴仆。
勋戚们多得许多田地，自然乐于其成，他们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人投献，主动把那些投献来的土地，再交还给那些投到门下的奴仆佃种，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给原主人佃种，甚至他们征收的佃租还主动降到比国家征收的税赋还低一些的份额。
如此一来，勋戚们平白得了田地，还得了许多奴仆。而那些投献卖身为仆的百姓。虽然名义上当了仆人，也没了自己的田地，可他们身上的赋役却轻的多，向勋戚交更少的租。不用承担烦重的杂役。
勋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损失的只是朝廷的利益。
一般来说，投献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会有一个形式。投献者提出奉献，受献者要向朝廷奏讨，然后皇帝钦准赐予。这样。原来的庶民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
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免纳粮差。这坐收无穷之利的好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享受受赐和优免的特权。
甚至到了晚明，不仅那些宗室勋戚们享受这种受赐和优免的特权，连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员们也享受这种特权好处。
一些穷困百姓之子，一旦科举得中，只要进了举人，就会有百姓前来投献土地，和卖身为奴，一旦中了进士，那更是不得了，许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会主动前来做奴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之时，天下虽有十余亿亩土地，过亿百姓，然则实际上朝廷却收不到税，征不到粮，朝廷的开支最后都只压到了极少数的一部份百姓的头上，还全是些穷困百姓，终究导致了各种民乱产生，社会崩溃。
就如开封，一个产粮大区，但田地却多兼并到了以周王为首的这些势家之中。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
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