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雪虐风饕。呼啸的北风挟着一片片、一团团的雪花，漫天飞舞着。厚而洁白的积雪，虽令道路难行异常，却也使得渐显颓败之色的北京城重新恢复了几分往昔的肃穆与庄严。
大街上冷冷清清，除了那些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不得不顶风冒雪、奔走劳作的穷苦百姓，几乎没有人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出门。不过，其中也不是没有例外，这不，一个身穿蓝色棉袍，头戴黑绒瓜皮帽，个头中等，身材看起来略显单薄的年轻人，此刻正满怀心事的在风雪中踽踽独行。
年轻人名叫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县人，是今科会试罢第的举子。不过名落孙山后，他并没有急着回乡，而是与一些新结识的、志趣相投的举子继续滞留于京城。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使得这些充满朝气的爱国青年们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不已，每日聚在一起不是畅论时事，就是如饥似渴的阅读那些令他们耳目一新、眼界大开的各种西学知识。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建的“强学会”成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毫不犹豫的加入了进去，欲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开社会之风气、救中国之危亡！
强学会以及它的机关报《中外纪闻》，都是借“志愿军新竹-中坜大捷，国内掀起‘誓死抗倭，一雪前耻；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而创办起来的。当初，冯华为谋求志愿军入台一事，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利用先期成立的《国闻报》连篇累牍地对台湾抗日军民英勇抗倭的事迹进行宣传，从而将国内本已日渐高涨的“保台抗倭，变法图存”运动，一举推向了最**。
国内呈现出如此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公车上书后亦留居于京师，且一直致力于广联人才，开通风气，以变法维新为己任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自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积极联络各方倾向于变法维新的知名人士，在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等帝党官员，以及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冯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和朝廷大员的支持赞助下，于1895年9月初，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强学会”。几日后，以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史地、风情、思想文化和转载一些新闻为主要内容的《中外纪闻》，也在京正式刊行。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初，其成员以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另有背景的官僚和社会知名人士。强学会以陈炽、丁立钧、沈曾植、张孝谦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这四人中，陈炽、沈曾植为翁同龢的得力助手，张孝谦是李鸿藻的得意门生，而丁立钧则为张之洞所见重。强学会最初虽规定以“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要事务，但实际开局之后，却以报事为主，将《中外纪闻》当作了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对于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冯华从一开始就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尽管自己的想法、做法都与康、梁二人不尽相同，可他还是不愿维新派重蹈历史的复辙，将把柄受之于人，增添保守派和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因此，冯华除为强学会的成立提供了一笔资金外，还特意向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两点忠告。其一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万勿意气用事；其二是宣传维新思想切忌言论过激，以致招人反感。
然而，始终对冯华的言论思想不甚赞同的康有为却对这两点忠告极其不以为然。以大清目前的情况，唯有以最彻底的方式将维新思想渗透到每一个人心中，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大变、快变，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更属不可行之举，“新与旧”或“正与邪”之间，乃“水与火不相融”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如李鸿章这样早已名声扫地的“卖国贼”，难道因为他愿意捐两千金入会，我们就要团结吗？道不同不相为谋，苟且求全的事，我康有为岂屑为之！
风更加凛冽，雪亦借着风势益发显得张扬狂暴。刚拐过一处街角，一股寒风挟裹着一团雪雾迎面向杨度扑来。慌忙侧过身子用胳膊遮挡了一下眼睛，又将脖子向棉袍中缩了缩，杨度这才抬头打量了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再过一个街口就是北沟沿胡同了，卓如兄这个时候应该在家吧！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是如何打算的？
踏着蓬松厚实的积雪，杨度很快就来到了位于城东北沟沿胡同中的梁启超的住处。这是一个四进院落带花园的大宅院，原本是梁启超夫人的堂兄刑部侍郎李端棻的一处别院，梁启超来京后，便借予了他暂住。宅院坐西朝东，大门为黑色的西洋式大门，开在宅东南角的东墙上。门外有一字影壁，只是如今却已被积雪遮盖得严严实实，让人无法看到上面的图案。
小心的走上台阶，杨度轻轻敲了敲大门。很快一个略带诧异的询问声传了出来：“谁呀？”
随着大门“吱扭”一声打开，包裹得像个大粽子一般的门房梁武将头探了出来。
“梁武，是我！你家先生在吗？”
“啊，杨公子呀！我们先生在家呢，您快往里请！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冷的天，还下着大雪，大家伙儿怎么都来了？”看到站在门外的是平时总来找梁启超的杨度，梁武连忙热情的招呼道。
“噢，还有别人来吗？”
“可不是嘛！一大早先是麦先生跑了来，然后林公子和康少爷又结伴而来。这不，他们进去还没一盏茶的功夫，您又来了！”梁武